引言
纵观王铎的传世作品，其楷书、隶书、行书作品中均有大量使用异体字和篆书楷写、隶写、行写的情况出现（表一），同时也有借用篆书的字形结构或部件在楷书、隶书、行书中进行替换套用的情况。王铎的书作中既有偶尔夹杂两三个异体字的现象，也有大量使用异体字甚至通篇使用异体字的情况，如隶书《三潭诗卷》和分别用楷、隶两种书体书写的《八关斋会报德记》[1]就通篇使用异体字。王铎在楷书和隶书中大量使用异体字和篆书字形，几乎每件楷书、隶书作品中都存在这样的用字现象。至于占据王铎传世作品主体的行书，使用异体字和套用篆书字形的情况也十分普遍。而王铎传世的草书作品，无论是创作还是临摹，却很少有使用异体字和篆书字形的情况出现。
表一：王铎篆书字形楷书化、隶书化与行书化
楷书化
《创柏香镇善建城碑铭》
《王维五言诗卷》
《芜湖踞吴越赋》
隶书化
《三潭诗卷》
《自作诗》
《五律诗册》
行书化
《报寇葵衷诗册》
《过黎阳诗卷》
《行书七律剪裱册》
一、王铎书法中的篆籀实践与文字观念的践行
作为当时使用异体字的代表书家，王铎书作中的用字现象与其书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王铎学书宗法 “二王”，兼及米芾诸家，其好古尚古，恪守古法，但并不一味死守古法，《琅华馆帖》有款识云：
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2]
王铎认为学书不师法古人，便落到了野俗之路，如作诗文一样，又提出善于师古的人不离古人，但也不拘泥于古人的观点。因此，王铎学书的师古之路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认为正确有益的就吸收借鉴，不当之处就加以改正，这在王铎书法作品的用字中也有所体现，如王铎在临摹《兰亭序》或其他书法名作时，会改易其中的字样，他认为这些字没有使用正确的写法，要改易过来。王铎临《淳化阁帖》有款识语：“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3]其在《释汉篆字画文》一文中却又说道：“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4]羲、献父子的字不过是姿态秀婉罢了，笔画字法不知古正（古人正确的写法），不能学。可见即便是被世人奉为圭臬的“二王”父子，在王铎眼中也是有不足之处的，因此，学书要有所取舍，不能完全照搬。王铎对待书法中的用字是十分慎重的，他有言：“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酢、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慎之慎之。”[5]在他看来，书不学晋，终将走入野道俗路。作书必须要参照篆隶字法，改正讹字，才值得一议，用字要慎之又慎。
王铎隶书《三潭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
王铎52岁时，在《汉〈乙瑛碑〉拓本》上跋曰：“隶法本篆，根矩宣王《石鼓》”，他认为隶法来源于篆法。王铎的隶书《三潭诗卷》就书于此年，《三潭诗卷》中写道：“予素未书隶，寓苏门始学汉体。”[6]观《三潭诗卷》全篇，王铎大量使用异体字，别开生面，其“隶法本篆”的观念在此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此后的隶书作品也大都如此，大量使用异体字。王铎53岁时在《明拓〈尹宙碑〉》后也跋云：“淳朴遒逸，篆法黎然。”[7]在其看来，《尹宙碑》的字形就是来源于篆书。王铎不单认为“隶法本篆”，其他书体也同样如此：“楷书不本隶，隶不本篆，沿于俗书野体，如醉如魇，反谓本字为古，古则《石鼓》《岣嵝碑》也。”[8]在王铎看来楷法、隶法不遵循篆法，而去沿用“俗书野体”，就像着魔一样，认为这些“俗书野体”才是古字，才是正确的，这是不可取的。王铎也有论书语：“草书之始，本篆所为。”[9]其认为草书同样是从篆书发展而来，草法源于篆法。
而对于“俗书野体”，王铎是十分鄙薄的，其 40岁时在给侯恂的一封信札中写道：“台下问及俗字，夫俗字，纸砚间小伎俩也。涂鸦之形，台下忘其丑，嗣另遣上献。弋志耘情，半生不专竭于此，即以此受教诲，又奚不可？”[10]此信表明了王铎对于俗字的看法，俗字是与正字相对的，在王铎心目中，俗字只不过是一些小伎俩，信手涂鸦而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中写道：“近代儒者，不讲六书之义，自李茶陵、杨新都后，几为绝学。天启间，孟津王公觉斯蔚起词林，以六书为己任，如李监之生开元也。”[11]近代的儒者，大都不再学习“六书”，“六书” 几乎就要成为绝学，钱谦益夸赞王铎以“六书”为己任，就像唐代的李阳冰一样，推动“六书”的复兴与发展。通晓“六书”不仅仅是明晰造字之理，对于作文写字有所帮助，更可以以艺进道。陶宗仪在其《书史会要》自序中写道：
且汉魏以来，善书之人未有不通六书之义。六书之义不通，则文字之情不得，文字之情不得，则制作之故不审，授受之本不明，犹得为善书乎？近者小者乃如此，则远者大者，又能致其知而由艺以进于道也欤？[12]
在篆刻艺术中，王铎也十分重视用字的正确与否，其感叹何震用字常常有误：“雪渔何震，用刀似古，而字画配徙，往往有误，世之未詧。”[13]在《跋朱子亮印谱》中又云：
噫！字之点画边傍，其讹也多也！况古篆有不墨墨恢恢者几哉？盖物有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子亮根矩体要，若置我辈于三代秦汉之上，复见盘鼎觞豆，户牖史籀、程邈、李斯，此无他，惟其视归乎古，自是使人色然而骇，听然而憙，譬之兵家摧坚折阵，廓清扫荡之功，岂其少乎？[14]
王铎感叹篆刻用字点画偏旁多有讹误，离古篆相去甚远，而朱子亮却能取法青铜彝器、古文古篆，实在可喜。
王铎行书《临阁帖》轴故宫博物院馆藏
王铎在其书作中使用的异体字来源广泛，《说文》《玉篇》《集韵》《广韵》《汗简》《字汇》等字书都是其字源。王铎有言：“篝灯卜夜沉酣商周秦汉之古文，运机染气，落笔自尔苍厚。”[15]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中写道：“公之学书也，鸟迹壁书，夏铭秦刻，梵浄佉卢，三元八会，莫不穷究宗祖，极命傍生。”[16]篆体古文字、金石铭文、各宗教文字[17]等都是王铎学书取法的源泉，同时，这些也都是王铎的字法来源。
表二：字形来源广泛、一字多样与结构替换
《字汇》
《汗简》
《说文解字》
《集韵》
《玉篇》
《广韵》
来源广泛
《文语轴》
《八关斋会报德记》
《芜湖踞吴越赋》
《五律诗轴》
《赠张凤翔诗作》
《汤阴岳王祠作》
一字多样
《为去偏老乡丈书轴》
《报寇葵衷书册》
《三潭诗卷》
《四言诗轴》
《自嘲诗》
《三潭诗卷》
结构替换
《自作诗》
《自作诗轴》
《为天柱老馆丈诗轴》
《谢三弟诗》
《送二弟之太原行》
《与张老年翁》
王铎使用的异体字也经常有一字多样的情况出现，如表二中的“雷”字和“灵”字，各用了三种字形来书写，如果再算上常规的写法，那么就有四种写法。从艺术效果来说，这极大提升了作品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同时也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属性。对于书写者以及观赏者来说，都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识读这些异体字。同时，异体字也能为书法作品增添一定的趣味性。明代文人冯梦祯将“识奇字”作为书房的十三事之一，读者边读边解“奇字”，也是一乐事。此外，王铎在自己的书作中，也经常会使用楷书化、隶书化、行书化的篆书字形结构或偏旁来代替相应的字形结构或偏旁，如表二中的“月”旁，表中的字都与身体、肉有关，王铎就对此做了相应的还原，将“月”旁还原为“肉”旁，在字中进行了替换。除“月”旁外，还有“舟”旁、“爿”旁、“鱼”旁、“西”旁、“疒” 旁等多个偏旁部首存在此类情况。
二、王铎的文字学著作《字牖》
《字牖》是王铎耗费近 30 年时间编纂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共十七卷。此书较为繁杂，面貌多样，既像其他字书一样按韵目编排，又自编有异体同音同义卷。卷二列“二字仝”，内容都是同音同义，但字形不同的字，卷五又列“四字仝、五字仝……十三字仝”，王铎在其书作中也常使用这些异体同音同义字，另外书中还附有古音卷等。《字牖》卷六起首写道：
《字牖》积累计三十年，中间经大小寇，十分仅余其三，兹刻不忍弃去，乃其三者耳。经、史、佛道藏摘录俱已散遗，宇宙大变，良可叹也。他日入山闭户，再为搜辑，补其缺失，不能不神往矣。乙酉岁识。[18]
王铎在乙酉年写下此语，是年王铎 54 岁，向前推30年，可知王铎24岁时便开始着手编撰此书。“觉斯以敏悟之姿，好求古之学，年二十读六籍、二十一史、百家子、八代三唐诗及宋之小学集，如嗜鸡蹠，不餍不休。”[19]其20岁时开始学习六籍及史部、诸子、集部经典，24 岁开始编撰此书，可见王铎在求学之初就把字学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业来对待，其耗费 30年时间，“十分仅余其三”后《字牖》仍有十七卷之多，可见王铎在其上面花费的功夫和心血，之后其仍有“他日入山闭户，再为搜辑，补其缺失”的心愿，字学与书法一样，都是王铎毕生的追求。卷八起首也写道 ：“此卷始于为诸生时，尚有余暇，肄业于南山龙洞，雪夜风窗，更多记载，晚年尚欲合为一编，使之各有所归，以快夙志可也。”[20]此语表明王铎确实是在青年生员时就已经开始编撰此书，晚年则欲整理汇总其三十年来所编内容，合为一书，此书的编撰是王铎一直以来的心愿。
《字牖》卷三起首写道：“字正则义明，义明则理贯，字之不审，动笔辄差，贻讥君子，谓干宝为于宝，即吏役且哂之矣。按韵详纪，亦备一斑，同志亦知予苦心也夫。”[21]此段文字说明王铎研究字学是为了让每个字义理明晰，使用准确无误，避免讹字误字，能够对经史典籍的正确解读有所帮助，不能把“干宝” 作“于宝”。王铎在给戴明说的书札中写道：
虞无糊，有胡，糊俗字。《六书故》《说文》，字皆有稽，所谓野字、吏书、市巷方言、稗官小说、僧道，稽诸经史，腓痺之疣耳。凡书，有经有外传也，三教书皆然。有模餬，餬，续收后来字，权作通用。字学毒争，诗文魔道，杂窜如之，何不振其疑耶？世多相穉，正在邪途五衢也，亡资亡本，反来讪意高自错者，安得先生虚冲无胜心，真能听于钞。[22]
此段文字说明在当时社会的各种书籍中讹字、俗字是比较泛滥的，对于这种情况只能将这些讹字、俗字“权作通用”，但最终会“亡资亡本”，失去本来面目。
《字牖》卷四起首写道：
字学之研析者寡矣，毫厘之差，遂致谬戾。即经学之讹字讹句，不可胜数，盖俗字、野字、吏书、商贾字，及演义传奇一种邪书，浸淫以夺正体，而正书反讶为奇字。不亦深可慨乎？兵火所存数种，刻之以崇正黜谬，共敦大雅之宗云。[23]
王铎对于字学的发展有所担忧，研究字学的人越来越少，文字的毫厘之差，就会导致谬误。而经史典籍里的讹字讹句，多得不可胜数，时间久了，各种俗字、野字就会取代原本正确的字，正字反而会被认为是“奇字”，其感慨颇深，希望能够通过《字牖》的刊刻来推崇正字，废黜谬字，来“共敦大雅”。
《释汉篆字画文》中有语：“字之亡半也，不学者替而祸于点画也，遵今之讹，犹尊鬼而不守其故，则众之未晰者偕眺矣。”[24]王铎认为正字的传承已经消亡过半，而现今遵从讹字就像“尊鬼”一样，其对讹字的滥觞十分不满。王铎自小饱读诗书，熟读经典，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王铎处世的追求，其入仕后，面对江河日下的家国局面，频频建言献策，希望能匡扶国家，而“讹字讹句”在经史典籍里屡屡出现，恐会影响这些经史典籍正确的释义，王铎出于自身的责任感，希望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于是通过使用正确的文字，来使经史典籍的正确含义发挥出来，可以让天下读书人“共敦大雅之宗”，从而也可以挽救危急的国家局面。“近代嗜古者甚尠，讹书乱画，纰缪畔哄，而周秦汉体骨血脉亡矣。”[25]在王铎眼中，“讹书乱画”导致了“周秦汉体骨血脉亡矣”，因此他想通过书写自己认为的正字来留存“周秦汉体骨血脉”。
三、“端楷异常”——王铎使用异体字的场合
王铎在书作中使用异体字或篆书字形的楷写、隶写、行写是分场合的，并不是所有作品都使用异体字。顾复《平生壮观》一书中记载有一件王铎的小楷作品，其写道：“票拟，小楷如指，白六纸，高六寸余，阔四寸，共六十余纸。进呈御览之书，端楷异常，且无一笔古体奇字，可喜也。”[26]票拟是在奏章送呈皇上之前，将内阁学士书写的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附在奏章上，供皇帝参考的纸条。因是“进呈御览之书”，皇帝要看，所以王铎才写得“端楷异常”且“无一笔古体奇字”。这说明王铎在使用异体字时是注重场合的，面对皇帝，如果使用异体字，一方面会造成识读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可能会让皇帝和其他大臣觉得不够正式，甚至有玩笑的意味在里面，最后极有可能会落得“欺君”的罪名。
王铎楷书《明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偕配诰封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铭》拓片( 局部）
另外，王铎 46 岁时，其好友袁枢的父母合葬，王铎为其父母书写了墓志铭。王铎参加科举时受到袁枢父亲袁可立的赏识，其对王铎有知遇之恩，因此，王铎与袁家交情笃厚，对袁家是十分敬重的。而通过笔者搜集到的这篇墓志铭的局部图像，可以看到其中没有使用异体字或篆书楷写、隶写、行写的情况。
王铎 48 岁时写的《张心翁荣寿 封序》，是为好友张缙彦父亲70岁寿辰祝寿所作，此作通篇小楷，十分工整，有上千字之多，其间也基本没有使用异体字。结合上文王铎的“票拟”可以推断出，在一些重要的、正式的、庄严的场合，王铎是不会或者很少使用异体字和篆书楷写、隶写、行写的，从而以示尊敬。
四、“流为恶习”与“笔笔可喜”——世人的两种态度
从上文顾复的“且无一笔古体奇字，可喜也”，可以得知顾复并不赞赏王铎书写“古文奇字”，持此态度的也并非只有顾复一人，清人蔡珠渊云：“在书家则自锺、王及唐、宋、元、明法帖，未闻楷书中有所谓古字者。至明末王铎作俑，好奇者效尤，流为恶习，学者切宜戒之。”[27]蔡珠渊认为写古字乃是一种恶习，王铎助长了此种风气，后世学者应以此为戒，不可效仿。此外，张伯英有言：
嘉庆时孟津刘有恒以旧拓本装成二卷，其一《创柏香镇善建城碑铭》，其二少陵《秋兴诗》。铭为崇祯十五年张翱刻；《秋兴》无姓名年月，当亦清初墨本也。觉斯真书，杂用古字。为梁山舟所讥。此铭书拟诚悬，而结体散缓，不似柳书遒紧。书家未必诸体皆工，觉斯真书，实视行草为逊，而古今字相杂迭用，未免有乖体例，山舟讥之，良不为过。[28]
王铎“杂用古字”被梁同书所讥，被张伯英认为 “有乖体例”，足见王铎使用异体字的做法在他们眼中并不被接受。
而丁耀亢在《王孟津字帖换米歌》论王铎书法云：“法本锺王杂米苏，劲瘦中锋带潇洒。……八分篆隶亦偶出，世人不识多瑕疵。”[29]对于王铎书法中夹杂的古文奇字，丁耀亢认为世人只是不认识，才会觉得这是瑕疵，吴昌硕有言：“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波磔一一见真相，直追篆籀通其微。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30]吴昌硕好写《石鼓文》，精通篆籀，对于王铎书作中的篆籀之气及其所用的古文篆字是颇为认可的。张庚则有“余于睢州蒋郎中泰家见所藏觉斯为袁石愚写大楷一卷，法兼篆隶，笔笔可喜”[31]的说法，对王铎“法兼篆隶”的做法十分赞赏。
郭振明有言：
今人学书，动称古法，然须变质为主。苟徒貌古人之成迹，窃其一二，而运笔任腕，不觉己意交乘，纵曰我熟某家，未造作者实地，自行己法，是名野战，难其识者。且右军诸公千载以上，比当从古字宜矣，至今诸帖无一不与时合。乃孟津于结构姿态不能化己质，又好奇用古字，雅称述古，其愈失矣。谓之解人则得已，若云代兴或未之许也。[32]
郭振明认为学书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风格，变古法为我法，化古为己，而时人却大都是“自行己法”，落入俗野，王铎也是不能化为己质，又好奇喜欢使用古字，则更加偏失。这或许可以解释王铎使用异体字不被某些书家接受的原因。
结语
文字是书法的载体，是书法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书家的文字观念对于书家自身的创作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可以反映书家的文化才识。使用异体字，在当时蔚然成风，除王铎外，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人也常在各自的书作中使用异体字，这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书家个人文字观念的反映。王铎的文字观念与其书法艺术是紧密结合的，其书作中大量使用异体字及篆书字形，正是他以篆为本的文字观念的反映。研究其文字观念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王铎的书法艺术，同时对于明末清初书坛中书写异体字风气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注释：
[1] 白谦慎认为此件作品系仿作，但其中字法仍有参考借鉴意义。见白谦慎.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78.
[2]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0:673.
[3] 村上三岛，主编.王铎の书法卷子篇二[M].东京：二玄社，1980:196.
[4] 王铎. 拟山园选集：卷二十一[G]//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 册·集部·清别集类.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258.
[5] 王铎. 拟山园帖[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37.
[6] 黄思源，主编. 王铎书法全集：第二册[M].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7:642.
[7] 齐渊. 王铎书画编年图目[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95.
[8]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0:880.
[9] 王铎. 拟山园选集：卷二十一[G]//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 册·集部·清别集类.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187.
[10]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0:215.
[11] 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卷三十[M]. 四部丛刊清康熙本.
[12] 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
[13] 王铎. 拟山园选集：卷二十一[G]//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 册·集部·清别集类.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260.
[14] 王铎. 拟山园选集：卷三十九[G]//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 册·集部·清别集类.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461.
[15]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0:1334.
[16] 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卷三十[M]. 四部丛刊清康熙本.
[17] 前文钱谦益在王铎墓志铭中写道：“梵浄佉卢，三元八会”，“梵”创造梵文，“佉卢”创造佉卢文，详见释道世. 法苑珠林：卷十五[M].四部丛刊明万历本.“三元八会”为道教语，“三元”指日、月、星，再加木、火、水、金、土五行为“八会”，指仓颉造字之前，由三五妙气凝空而成的“云篆天书”，为一切道经之相，详见佚名. 玄门大义[M]. 明正统道藏本.
[18] 薛龙春. 崇古观念与王铎书作中的“奇字”[J]. 艺术学研究，2007:173—214.
[19]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第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0:49.
[20] 薛龙春. 崇古观念与王铎书作中的“奇字”[J]. 艺术学研究，2007:173—214.
[21] 王铎. 字牖：卷三[M].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清刻本.
[22]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0:1058.
[23] 王铎. 字牖：卷四[M].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清刻本.
[24] 王铎. 拟山园选集：卷二十一[G]//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1 册·集部·清别集类.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260.
[25]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0:572.
[26] 顾复. 平生壮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75.
[27] 华人德，主编. 历代笔记书论汇编[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534.
[28] 张伯英. 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306.
[29]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0:1283.
[30] 吴东迈，编. 吴昌硕谈艺录[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124.
[31] 张庚. 国朝画征录卷上[M]. 清乾隆刻本.
[32] 薛龙春. 王铎年谱长编：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0:664.119
原文载于《大学书法》202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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