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例说

前言：这是我2014年4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班（第55期）“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研究专题支部三组学习时的作业。今当毛泽东主席诞辰，仅以此表达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钦敬之情。

——郑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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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承和发展：我对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理解

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拿到的第一个讨论题目是“谈谈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于是有了如下思考。

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本质是继承与发展问题。

一脉相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拿来式继承，而是对基本原理、主脉、神髓的把握与哲学意义上的继承。同时还应是与时俱进的继承，否则就是教条主义的，本本主义的，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与时俱进也不是一般的发展，一方面，它必须是一脉相承的发展，否则就是变味的，违反原理的，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它必须是与时代要求高度契合的发展。所谓高度契合，至少包括：一，与横的面（时代的现实存在状态）相契合；二，与纵的点（所处的历史发展位置）相契合；三，与经过认真研判考量的发展的应然状态相契合；四，与未来人类社会、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状态的引领性契合。欲达此状态，不但要立足现实，继承以往，细致研究，辩证然否，而且要着眼长远，进行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战略构想。

另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应该建立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基础上，否则就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或经验主义的，或教条主义的。

在中国，我们说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还应该是中国化的，符合中国现状，与中国优良传统和人民意愿及社会发展愿景合拍。否则纵有大好方略，亦将无所用之。

（二）与战略有关：中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例说

从战略高度看，我们认识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确实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这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过程，实际上是基于中国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人作为大战略家的眼光、思考、担当和气派。

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基于中国国情，丰富马克思主义，以超卓的构想、果断的决策和丰富的实践业绩令人看到了形势精彩的嬗变过程和战略思维的魅力。他们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众多问题。另一方面，则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成功的经验，按照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上升为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党指挥枪”，“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诸多战略思想、战略判断和战略定位，都已上升为马克思主义武库中的重要内容。

然而，无论理论实践结合也好，实践上升理论也罢，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所作的，均置根于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诸方面实际，均体现了作为大战略家成竹在胸的全局思考和与众不同的胸襟气象：

——激发了全民族的活力的伟大战略措施“土地改革”的提出与实施，建立在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中国土地从井田制到后来的私有买卖流转兼并的复杂历史以及当时土地现实状况的判断把握的基础上。这种判断把握是身在其中而非置身事外的，因而是切实本质的。此后党围绕土地进行了多次探讨实践，分了之后，建国了，又要收回来，也是战略思考，目的之中应该有防止土地兼并，防止农民再次失地的思考在。这是基于中国实际的，是符合历史上与现实中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的，本意是为民的，可惜没有搞好，但积累了正反面的经验。

——在关键节点上，对于形势与任务的多次准确研判，充分彰显着毛泽东主席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顺应事物发展规律，熟悉中国国情并植根其上的超常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构想能力。仅以《论持久战》为例。这篇对抗日战争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献，从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根据到对亡国论、速胜论的批判，以及对战争过程、进行方式的预测构想，都是建立在对时空背景的精准分析和对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之上的，同时，也都是以国情民意为基础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素来不好战，甚至可以说厌恶战争，而一旦战争爆发，又往往甚为耐战。这是与我们的道德传统关联紧密的。我们以父慈子孝为核心，推而至于兄友弟恭，至于忠君爱国，至于朋友义气，至于人际信义，至于仁民爱物，至于顺天应人，形成一个推恩播爱之放射性的圆合结构，结构中诸元素间相与维持回护。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好战，由于此，耐战，亦由于此，最后之战胜，亦由于此。

——对革命实质的深刻思考和对如何建国的运筹安排，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大智度，大方略。革命初期思考能不能建立政权、继之思考建立怎样的政权以及建立后怎样持续，怎样避免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和皇权思想等等。围绕建国和建国初始的诸多大方略，如党、政、人大、政协的设置与工作分野，建都之地与行政区划，中央地方职责权限，地区统属与经略周边，税收制度与剪刀差。都是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传统、现实和发展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的。

——外交上，前期与苏共合作，后期与之分道扬镳，是在充分考虑了时空背景和国家长远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举措，符合中国国情。至于让非洲朋友抬进联合国、小球推动大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之提出，更是大的战略运筹，是大手笔，具大气象。

邓小平以过人的胆识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等问题，使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更在经济上具有话语权。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他的“三论”——“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模论（中国模式）”，说法形象，明白切要，作用至为巨大，影响至为深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是应该上升为理论、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的，也是真正中国化的。而其应运乘利，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为天下先。符合国情，深得民心，极大地调动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与人民的积极性，用基辛格的话说，是“解放了中国人民杰出的创造力和非凡的能量”，造就了国家的兴盛繁荣。另外，邓小平以经济发展战车，在世界上展示中国应有实力，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时期的新概念：“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做好了充分准备。

江泽民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理论问题，并付诸实践。其“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胡锦涛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论建树与实践业绩，同样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和长远发展、关系到代际平衡与长治久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两个一百年的理想、众多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均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当前，在国内，一方面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保民生，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确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腐倡廉，宏扬正风正气，将人们的“放心”—-游离渐远的生活观念与态度，拉回本原的朴素追求和崇高的集体理想。这样一来，我国传统人文教化体系也就有了浴火新生之可能。即以传统的道德体系和人生追求体系而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项，尽管年淹代远，然而，个中精华犹在人心，倘加以正确的甄别取舍，有所扬弃抉择，当会焕发出新的感召凝聚之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新一代领导集体则自然合度地展现大国风范魅力，树立坚持正义、敢于担当、重诺守信、扶危济困、锐意进取、身体力行的国家形象。这一切，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在真正意义上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三）“圣之时者”：一顶虽显古老却饱含敬意的桂冠

上举之领导人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除了个人之品质魅力学养胸襟等因素而外，应该还因为：一，熟练掌握并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熟悉中华民族的历史并能抽绎出发展规律为我所用。三，立足中国现实，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凝聚群众智慧，放开英雄手段，敢为天下之先。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圣之时者，指圣人中能适应时势发展的人。如果我们把精通马克思主义，学养深厚，能够熟练运用其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人称为“圣者”，那么，在此基础上，那些熟谙并立足中国国情，切合世界大势，坚持与时俱进，对马克思主义有新贡献，且使之合于现实，起大作用，发大光彩者，则可称为“圣之时者”。这样一来，“圣之时者”，就成了一顶虽显古老却饱含敬意的桂冠。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4月8日在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成立仪式上表示，中国五代领导人，每一代都代表了历史经验的一个阶段。如果没有前一代领导人，那么任何一代都不可能取得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现在中国又有了新的领导人，希望通过改革党和改革这个国家，再次使中国实现巨大进步……不能抽象地比较中国每一代的领导人。他们只符合所处时代的要求。

基辛格的评价，给我们关于“圣之时者”的认识以西方思维和别国视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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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3 月25 日，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进入北平，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迎接。右一为马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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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6 月1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会议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马叙伦当选为常委。会后，马叙伦、王绍鏊、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赵朴初参加各筹备组的工作，马叙伦任第六组组长，拟定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图为1949 年7 月5 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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