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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和现代之间划出一条时间标志的话，理应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20世纪的大门，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
历史学家常常习惯于用时间作为坐标来划分历史的分期，这是历史学的特性使然。正是在时间的流淌中，时代的特性在悄然发生着转换。如果要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和现代之间划出一条时间标志的话，理应是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现在的历史学家更喜欢使用20世纪这样的时间坐标。国外历史学家也说，事实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20世纪的大门，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萨拉热窝事件中，费迪南大公被刺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图为费迪南大公被刺杀后的带血制服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换的确乏善可陈。当然这样说并不表明时代在静止，甚至是停滞。事实上，推动历史前行和时代转换的动力依然存在，如果没有一战的爆发，这样缓慢的变动也许会将当时所造成的变化推迟很久。但历史不容假设，也无须假设，恰恰就是在这一时刻，一战这样“总体性”的战争爆发了，催促和推动了时代的变革与转型。一战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因为任何参战方都没有想到要打成这样一场战争，即使战争爆发后，各方都认为在圣诞节前可以结束战斗，然后回家乐享新年的快乐。但战争爆发后，它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以致各方都无从控制，变成了愈演愈烈的一次大战，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被称为“伟大的战争”，而不叫作“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1916年)
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说道，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行为主体各种行动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各种过程的历史。正是由于各方力量在互动中所形成的历史实践改变了世界原先前行的步伐，迅速将世界带入一个新时代。因此，一战是新旧时代转换更迭的标志。以往我们更多地强调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一战恰恰可以被看作一种历史的断裂，一次全新的转向，它是新与旧的一种分离，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和20世纪崭新的社会转型、国家成长和国际格局形成的分野。
二
以前历史学家常常聚焦于一战为什么爆发以及战争的过程，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则在新的视野下进行重新考察，他们不再仅仅关心战争的原因和过程本身，而更关注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激烈的一战，它对于每个个体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对于社会意味着什么，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既把一战看成一个由各个国家参加的历史事件，也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种视野下进行考察。
当一战刚刚爆发时，有位英国的政治家说道，从此，欧洲的灯光已经熄灭，不再会重新点燃。战后，面对着如此惨重的损失，各个阶层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不禁写下《西方的没落》这本书，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如果在短时段来看，这样的描写和定性不无道理，但今天的历史学家站在20世纪的维度上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另一种历史的分野。
与上述那位政治家的悲观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打响战争的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战争很快就将结束，所以在战争之初，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踊跃参战。例如在英国，士兵最初都是作为志愿者而参加战争。历史学者也这样写道，男人们蜂拥至征兵所，唯恐战争在他们参军前就结束了，欢乐的阅兵游行把他们送到前线。当时一位士兵写下这样一首诗给自己的友人：“当你回到家中，告诉我的父老乡亲，为了他们的明天，我们甘愿奉献自己的今日。”阅读这样的诗句，你会感受到这是多么地无畏和豪迈！
1914年，德国士兵乘坐铁路货车前往前线。战争初期，各方都认为这场冲突是短暂的
但当战争超出人们的想象，当战争带给人们的是血腥和惨烈的牺牲时，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战争，他们甚至发起了反战运动。在英国格拉斯哥附近的索恩莱班克(Thornlebank)小镇，有一个纪念在一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当地居民的纪念碑。铭刻在纪念碑上的一战的牺牲人数居然比二战要多一倍以上。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给出这样的解释：全英国各个地方在一战中牺牲的人数都比二战要多。在爱丁堡城堡里就有烈士纪念堂，其陈放的一战和二战牺牲者的名册也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都开始关注普通士兵的情况。多年前和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聊天，他就在研究一战中士兵对战争的反应；一位专门从事一战历史写作的法国作家也从个体士兵出发来思考战争，并关注当时在战争中抵制作战的士兵，要为他们恢复名誉。战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以及兵力组织方式，人们最初是作为志愿者走上了前线，而到了后来变成了强行征兵，征兵制由此出现。法国历史学家也在争论，这些士兵参加一战是出于自愿，还是强迫。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中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美丽开始被历史学家所重视。在生死面前，每个士兵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思考、反应和表达。
法国第八十七团在凡尔登附近，1916年
战争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有形的牺牲和损失上，战争所带来的死亡、破坏和恐惧也严重影响了每个国家民众的心态和情绪。19世纪的时候，大部分英国人对未来充满自信。他们相信进步理念，相信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完全有资格和自信拥有如此观念。“日不落帝国”的建立，全世界的财富在向英国流淌，英国人雄踞在世界之上。但1914—1918年的战争不仅使日不落帝国走向衰落，同时也彻底击碎了英国人的自信。30年代，国家的领袖们通过回忆与怀念1914年之前那种确定性，通过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和平，试图抚慰一战所带来的冲击和伤害。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在二战期间英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法国的投降。
乔治五世国王(左前)和一群官员在视察英国军火工厂，1917年
这一情形同样也发生在整个欧洲。从1500年开始，欧洲因其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成为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体系就是以他们为中心而建立，这样一种地位使得欧洲人充满着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陷于“崩溃”。历史学家写道，欧洲战场空前的伤亡人数，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群体的战亡，对知识阶层的心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其中很多人失望。这场战争似乎也嘲弄了启蒙思想所提倡的进步观念：谁还能再相信西方文明是优人一等的？欧洲所标榜的科学技术是毫无疑问的好东西？在德国老兵艾里西·雷马克所写的《西线无战事》这部描述一战的小说中，他转述了一个士兵的疑问：当一个千年文明不能抵御这血腥风暴的时候，它的文化一定发生了某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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