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你可能诠释得不那么好，有些人为了把这个东西卖得更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看似很好。这就是商品。我只负责里子，但我不能认为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能量，我得深刻地自省，我到底有几斤几两？
1月13日晚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明风华》，一袭白衣的明宣宗朱瞻基倒在皇后孙若微怀中，宣宗这个角色终告“下线”。
距离我头一次采访扮演朱瞻基的演员朱亚文，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那天上午，兴许因为赶通告休息太少，他有点疲倦，但很快，他调整状态，打开窗户让自己清醒些，话匣也由此打开。
“拍这个戏最大的感觉是累。累不是体力方面，而是因为朱瞻基这个人物的疲惫辛苦。他一生的前期是为了保命，后期则是为了证明自己。如果说要给几个主要角色赋予颜色的话，明成祖朱棣是金光灿灿，仁宗朱高炽白色柔情，而朱瞻基到后期的时候，则是一抹招人怜惜的暗色调。他早早就把自己很多的心力都透支过，耗尽了。”
断续几次讲述里，他徐徐道来朱瞻基38年的心路历程：如何接受爷爷朱棣的锤炼，孩提时便要直面血腥屠戮；二叔朱高煦一心篡位，如何与这个毕生宿敌周旋，破解他的挑衅和威胁；又如何与（剧中）自己深爱的靖难遗孤孙若微一样身负重荷，一样身不由己，但至死未得其心。
说到兴起处，朱亚文在拍照换妆的休息间隔也示意我，“来，接着聊。”
显然他对这部长达62集，自己有46集播出戏份的历史剧看得很重。何况合作者里，还有王学圻、梁冠华、汤唯、吴越等一批重量级演员。弹幕里，冲着老戏骨和朱亚文这个名字来的大有人在。
不过，在互联网欣赏习惯下，各种声音总会第一时间冒将出来。播出期间，朱亚文“演技炸裂”和“用力过猛”两种说法在弹幕上此起彼伏。还有人揪住朱瞻基开场时（受朱棣之命查案）的锦衣卫装扮，认为朱亚文演得“厂里厂气”，类似说法在播到中后期仍不绝于耳。
传到朱亚文这儿，他姑且听之，并不领受。
对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实力，朱亚文素来有明晰而坚持的认定。从《闯关东》一举成名，到《红高粱》和声临其境的“爆红”，“认真、戏好、声线佳”逐渐成为圈内外对这个80后男演员的共识。此后拍摄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合伙人》等都市现代剧，剧目虽褒贬不一，但他的兢兢业业，依然透过宣传表现，透过《我和我的经纪人》《跑男》等综艺节目，呈现得鲜明坦诚。
《大明风华》里饰演明宣宗朱瞻基
喜欢他的观众这样评价：“有原则、能吃苦、有目标、接地气。他就是我想像的样子，外表冷酷，内心火热，自我保护欲强，与生疏的人保持距离，与投缘的人打成一片，具有超强的责任心。”
但近年，因为竞争和环境所致，影视剧在口碑和影响力上突围愈发艰难。朱亚文知道角色和所谓明星光环只能维持一时。他至今不敢松口气，因为“到今天我也没有一部代表作”。
警醒里自带的一份凛然和执拗，加上天赐的正气面庞和低嗓，让他在戏谑轻松，需要引爆话题的真人秀节目里，多少显得有几分“违和”。粉丝们又忍不住发出善意的疑问：朱亚文，能不能接更多的好戏，更专注在演戏上？
究竟是他自己和团队在不断地调适理想区间，还是外界对他的认识解读过于一厢情愿？后两次采访时，朱亚文数次强调两极对他的重要：一头，是当年《闯关东》《黄金时代》那样一心扑作品内核，最正统和极致的创作氛围——那是他绝对要追索和捍卫的所在；一头，则是在这个越来越轻快轻浮，趣味和热度都无法沉积的时代里，演员如何在纷繁现实中自处，承担职业艺人所应承担的各种演出内外的义务。
对某些演员来说，这当中的平衡和心理自洽，大抵会是个问题。或者干脆地直奔、滑向其中一极；或者游移不定，瞻前顾后。对朱亚文呢？言谈间很自然能感觉到，“产品，团队，目标，结果”这些娱乐工业概念已经植入他脑子里，“荷尔蒙”标签也罢，和抖音网红达人出镜刷流量也好，在“为作品好”的前提下，对他统统不是障碍。同时，他也会主动去接触像《诗人》这样表现矿工文学梦的小众电影，会去西宁FIRST青年电影周，把自己掰开了揉碎了，放到一个唯艺术而上的小环境里，期待“长跑中撞墙”般的浴火重生。
电影《诗人》中饰演爱写诗的矿工李五
随着身为人父，他的处世之道也在发生着改变。曾经，朱亚文是个刺头，在剧组和导演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差点因此被“封杀”；若拍摄现场不够严谨，他会板着脸孔，让演员新人和老友徒生紧张害怕。但现在，他越来越在意他人的感受，注意用对方觉得舒服的方式来表达。
采访他的娱乐撰稿人吕彦妮便自觉，几年前那个“牧师一般肃穆和沉着，不断审视对话”的朱亚文，在最近和她的交谈里已经“毫无主宰之意”了。
但平和与克制里，你依然能吸收到这个人内里的不甘、不忿，和类似朱瞻基的那份沉疴在身。能否走向真正的通透和宁静？
一年多前，朱亚文和朋友一起，在某甜品店的公众号上做了一档音频节目，专门讲述都市里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他和朋友小熊共同打磨情节，小熊撰写，他来播讲。美食、声音和故事的结合，看似是一份他给自己的“解压药”，但他并不觉得这是个人情绪的宣泄，而是给所有孤独者的一份慰藉。
在那个只有几千人的小角落里，他褪去了朱亚文的外壳，只以“山海”的身份出现。
“我相信所有光阴岁月的味道。”他说。“也许到50岁，自己能够用相对解脱的方式处理工作和家庭的问题，就是真活明白，活洒脱了。”
对话朱亚文
“《大明风华》讲的是第一家庭的兴衰”
人物周刊：不管是剧作还是现实当中的朱瞻基，都背负诸多恩怨情仇，才情兼具又英年早逝。你个人对这个人物怀有怎样的一种情绪和态度？
朱亚文：肯定是同情。
你看处死二叔朱高煦这场戏，野史上记载的是他二叔的死是靠着激将法。剧里俞灏明演的汉王（二叔）正是朱瞻基一生当中最愤恨也最惧怕的人。他（朱瞻基）一生都在躲避骨肉相残，因为这是朱棣的心事，也是朱瞻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二叔深明这点，一心“求死”。朱瞻基最后还是在失控的情况下，在癫狂失语中弄死了他的二叔。这对朱瞻基而言，是精神上极度的重创。他的少年气彻底地被抽走，逐渐就开始萎缩，走向了人物的终局。
到最后一场戏，他面对孙若微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我很小的时候只是希望自己做一个画师。年少时游历名山大川，老了还可以卧游天下。但是后来出现了那么多的尔虞我诈、血雨腥风，逐渐忘掉了这个梦想。”到了最后，他觉得应该卸下一生的牢笼，不应该再把这种东西传给下一代。说完这一段，我很难受，也很舒心。
人物周刊：舒心？
朱亚文：对。就是在这一刻，终于有人替他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全剧里面，真正说到朱瞻基的心声，不挣扎，可能只有这一段。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的这部戏里的朱瞻基，有多少是编导赋予，有多少是你自己给他的？
朱亚文：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剧本上生发的。首先是剧本给了我一个好的思考的空间和对的人物走向。但也有几场戏，是根据当时的形态，和导演商讨，有不同的表现。
比如我说“爷爷，你大错特错了”那场戏，便是后加的。原剧本里面，爷爷喝破了若微是靖难遗孤这个事实，之后，朱瞻基就躺回家里等消息，后来是若微出来跟爷爷聊的。我当时看到这，心里很空，非常难受。我跟导演说，“我跟爷爷得有一个内心的道白”。有了这样一场戏的转折，才有了爷爷在沙场点兵的时候，突然给了我令旗，我惊慌失措，颤颤巍巍接过令旗指挥大军的场面。这其实是爷爷对于你在前一番事件里的一个认可和鼓励。
很多观众朋友看到（我痛哭）这一节，说我是为了我老婆（孙若微）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这么看。靖难之役是朱瞻基心里的伤，他的成长和国殇是绑在一起的。到这儿，是情感催使的宿命的节点到来了。你要说朱瞻基错，错在哪？他就错在自以为是，以为可以通过抽丝拨茧的方式瞒着孙若微的身份。他期待有一天可以靠着自己慢慢地去把伤口舔平。但没想到爷爷一下喝破了，这就形成了爷孙之间一种断崖式的关系。如果不靠血肉之躯再去填补一次，是填不回来的。
《大明风华》里饰演明宣宗朱瞻基
人物周刊：这是你头一回演皇帝，戏份也相当吃重。对你而言过瘾的地方是？
朱亚文：我肯定是这戏里最忙的人，我要去应对所有人，应对所有烦心事，还要去流淌出爱情。（笑）这个人物他一方面是靠自己演，一方面是靠别人的态度去决定你是一个什么人。
这也是这个戏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并没有刻意去强化某一个角色在历史上所谓的光鲜，而讲的是大明第一家庭的兴衰。甚至你跳脱出来他的皇室身份，去看那些祖孙关系、父子关系、叔侄关系，一切融在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跟以往的历史正剧不太一样的家族共生的面貌。
“戴不戴隐形眼镜，决定了我在现场的表演状态”
人物周刊：从这部戏到前面几部都市戏，有观众评价你的表演“油腻”，“用力过猛”。你接受吗？
朱亚文：如果说我主观上是一个严肃创作的个体，它后期被发酵成了娱乐性的反馈，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这些只是过程，不会影响到我任何的核心创作。今天人家说我“油腻”，明天可能也还有“寡淡”。只是说有些人愿意选择去听什么？这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过，电视剧拍摄节奏快，容易形成一些坏习惯。类似“抖机灵”，或者套路化。
朱亚文：我会把它视为一种游戏模式。你说的创作过程当中的坏毛病，我肯定是有的。我就跟你说一个：戴不戴隐形眼镜，决定了我在现场的表演状态——但都是希望“戏好”。
如果我碰到的现场，大家是在保护创作氛围，演员一起在努力实现剧作关系，我会戴上隐形眼镜，看清楚现场的每一分每一秒；但如果碰到的是一个我觉得“多看一眼都让我跳出情境，已经无法用自己的信念感支撑表演”的时候，我会把隐形眼镜摘掉，模糊去看，回避掉所有我不想看到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种场合多吗？
朱亚文：一半一半。比如说马伊琍跟小花（宋佳），他们都说跟我在现场会有压力，其实所谓的压力，就是我害怕现场的那种氛围散开以后很难再聚拢。所以我一直带着所谓的审视或者轻微的抵触，不让这股气儿散开。
人物周刊：说说电影。电影《黄金时代》里端木蕻良不算抢眼，那个角色你一开始也不喜欢。但你说，这是一部对你意义非凡的作品。怎么讲？
朱亚文：我不能演一个别人口舌之下的人，我得演一个有自我认知的人。但是早期读到所有关于端木和萧红的事情时，我不喜欢这个人，就得去慢慢走近他。难就难在，得有态度，但态度不能明显到好像在叫屈；得有私心，但私心不能完全呈现出来不堪。这其实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
《黄金时代》选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思辩型的演员，这是很宝贵的一点。大家都带着各自的人物立场，不是所谓的“结果论”。以前的做法是，很容易把那个时期的作家表现成为英雄。但我是觉得先有人后有树，对吧？
比如鲁迅和萧红之间的关系。在那样的一个风潮当中，萧红特别希望能够扶一下鲁迅先生的肩膀，只是想扶一下喘口气。但许广平对着镜头的那一眼，生生的凹进了所有人的心里。丁嘉丽老师演得特别好，她冲向镜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时代的人都在看她的那种不堪，她要回避，然后又有点记恨的眼神。我觉得那一下特别吓人。她深刻解读了所有人对于她（他们）的揣测，但是你又感觉那两个人在拼命挣扎着摆脱所谓的论断。所以我说《黄金时代》对于我是意义非常深刻的一部作品，是我和一群思辩的人在一起去创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的表面去演绎。
《黄金时代》中饰演端木蕻良
人物周刊：2018年电影《诗人》获邀去东京电影节首映，可惜一直还未在国内公映。参与这部电影是怎样的体验？
朱亚文：《诗人》应该说是目前为止，我拍的电影里面我的最好状态。之所以选择这部片子，是因为我特别想归拢到一个极致和严肃的传统创作里面去。我特别希望要去碰壁，要去找长跑过程当中撞墙的感觉，我要知道我现在的耐受力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演员或多或少都会带上一些角色的光环，有的时候角色赋予你的能量，会让人觉得“我过于的优越”。
人物周刊：你说的优越，是指你诠释好了以后，外界对你的认可？
朱亚文：甚至你可能诠释得不那么好，有些人为了把这个东西卖得更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看似很好。对，这就是商品。我只负责里子。但我不能认为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能量，我得深刻地自省，我到底有几斤几两？
《诗人》的导演跟（王）小帅导演是一代人，他们对于过去的时代有着浓郁的留恋。你能看到编剧以及导演身上硬朗的骨骼，你想它名字就叫《诗人》，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名字。以前的诗人是个群体。现在谁敢站出来说，我是个诗人？
人物周刊：非要把一个时代这样定性化吗？为什么这个时代就不能？
朱亚文：当然可以，精神上大家都可以纷涌着往那个方向去。但是肉体上你的家庭，你周遭所有的牵绊，可能会拖累，你就是有心无力。它不能成为一个生存常态。《诗人》也好，《地久天长》也好，它都体现了人的软弱，时代的软弱。也正是软弱，才让大家有了一种所谓的表面屈从，实则反抗的一个生长形态……前些天我在飞机上看了《柔情史》，让我真的看到了一个不带控诉、很自制，理性梳理的作品。就是我愿意敞开我家门，让你看一眼我们家这点狗血，就像日记一样。但我觉得，写日记的人比小说更有味道。
参加《奔跑吧 兄弟》
我得要撕毁自己，才能跟新生导演交流
人物周刊：2019年你去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结果？
朱亚文：我其实最想经历的是FIRST的创投会，因为我觉得那个才是它的核心。即便创作者表述能力再差，你也可以在创投那个场合看到他的初心，基因是什么。也可以看到那些导师级别的行业大拿，如何去纠正、指引，甚至如何去挤压和踩踏他们。
我就在旁边看着，看着他们一波一波像过审：就是这些“评委”，看完了你的剧本，制作计划书，哗，上来给你一分半钟的意见。这一分半钟我觉得太冰冷了！他们会很直接地告诉你哪些不好，相比一个成熟的作品，你的区间有多大？我看过前年FIRST最好的一个创投剧本，当时我无比冲动，特别想演，导演也想用我。但一来二去的，最后就不是我。所以你看你情我悦的事情，中间站着市场。
人物周刊：身处FIRST的氛围里面，那些刚刚冒头的新人导演和制片，他们是怎么看你的？
朱亚文：我替他们很诚实地讲，我在他们眼中也许没有那么优秀。甚至说他们会觉得，包括我自己也认为，真正有才华的人一定要（遭到）碾压，你要无视我，甚至是漠视，要让我在你的面前变得自惭形秽，给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我得带着一种要撕毁自己的方式，才能跟一些新生的导演进行交流。
人物周刊：你怎么跟他们推你自己？
朱亚文：就是用最快的速度融入到剧本思维里去，只听他的话，他的目的，然后我努力地让他能够看到最简单和直白的我。省掉废话，直奔人物。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会自知，我到底是不是（适合）？他也会感受到。
人物周刊：对你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行为，杨（天真）老板都无条件支持吗？
朱亚文：她很支持。老杨觉得人应该不断地创新，企业也是。我们公司几大合伙人各有各的属性，他们帮我树立起了一个更好的章法。
人物周刊：但像《诗人》，只拍了一两个月。能不能理解为，如果拍上三四个月或者半年，这个项目（对你们）就不一定成立？
朱亚文：对。从性价比上说，是。
这是一个全方面拥抱观众的时代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都市戏、生活戏接得比较多，是希望做些新的尝试？
朱亚文：像2013年那个时候拍《红高粱》，我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其中，可以说年代戏的体量我已经经历到最大了。要生存下去，多一种可能，必须要走入现代戏的市场。刚开始我拍《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时候，整个的大环境对于我是一片反对，没有人觉得朱亚文能去演一部现代戏。
电视剧《红高粱》中饰演余占鳌
人物周刊：是反对你拍现代戏，还是说那些看起来跟你的正气形象有差别的？
朱亚文：就是反对我拍现代戏，他们就觉得我在年代戏市场里面是有安全值的，有代表性的。那一换类型，所有的营销，所有的“装修”，对于销售群体来说，都得重新做一遍。所以说得硬性地舍得。我2014到2015年演《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时候，片酬是我2011年的片酬，非常低。但是我为了能够在现代戏的市场里面有一定的份额，拿到更多的剧本，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低价销售（自己）。
当你没有代表作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比较单薄的一个人。只有通过剧作和角色，才能够开拓出来。但是对于市场而言，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销售点、更多的话题点，你的私生活、你的副业、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让这个市场一直对你产生综合性的欲望，而不仅仅是在作品上的欲望，（那情形就会好很多）。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中饰演赵小亮
人物周刊：你对于应该开发演员身上所谓“综合性的属性”这件事，早就已经接受了？
朱亚文：分什么人吧。有些人才华横溢，他如果仅仅做演员，我觉得是可惜了。有些人仅仅是为着牟利，那也是一种天赋。就怕有人是混淆视听，那就是耽误大家时间，浪费社会资源。
人物周刊：但也有一些演员，只专心演戏，接戏不多，讲求少而精。
朱亚文：我和他们其实不是一个时代的演员。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宽容，已经不会再有了。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机会是那个时代也不曾拥有的。这是一个全方面拥抱观众的时代。当然这种拥抱是双刃剑。你说的那些演员，那个时候要的是神秘，是“我和观众之间有距离”。我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我无论疼成什么样子，都不会跟你多讲，对吧？
但现在是，你别说你疼，我恨不得连你睡觉的姿势都给扒出来。因为大家已经不满足于营销一个角色，他希望营销到你跟这个角色可以关联到的所有。那你可以说不给，但是得给自己一个理由。第一种理由是我的生活关你屁事，对吧？第二种理由就是，你认为你的生活将一成不变，是不是？说完这一次就没下回了？我觉得第二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大家都在体验着，都在不断生发着。
所以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演员里面，已经开始逐渐养成了和观众交流的职业特性。大家希望你通过更丰富、更自我的方式，去传递出来一些有益的、有能量的事情，而不仅仅是通过一个有感染力，但其实是虚无的角色。这其实也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考验，大家需要更多的心理寄托、精神领袖、安慰等等。
人物周刊：有不少你的粉丝呼唤说“朱亚文，少干点这个那个，多拍点有质感的好戏”。
朱亚文：大家那么喜爱，我无以为报，我只能说好好演戏。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懂得，我没有那么大的主动权！甚至说，这个行业里的演员就没有主动权。现在网上有人说，“朱亚文离开杨天真吧”，我想说的是，你们都不了解她，你们不了解我！
为什么我和这群人在一起捆绑了五年？我这么一个说话有点太苛刻、教条，甚至有点尖酸的人，我能和他们相拥在一起五年，就说明他们一定是有柔软、包容、智慧的一面。我的存在代表了他们的优质，要不然我不会和他们走这么久。
观众希望我能演质量高的好戏，但是决定权不仅仅在我。首先我有机会演戏，然后是我还有机会演好戏，再往下才是，我能演一些能让你感同身受的好戏。这种进阶的过程对于演员来说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
人物周刊：怎么样能够尽量争取到好品质的戏到你们团队手里？
朱亚文：量变到质变。你在量上的积累，且在积累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迷失，你没有自认为我代表什么，而是时刻准备着被别人重新塑造。
人物周刊：一方面，你很在意创作，对角色塑造充满了想法。另一方面，又非常在意市场趋势和观众口味的变化。两者矛盾吗？
朱亚文：我想说的是，所谓“统一的形象”固然重要，但从工作上来讲，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所谓的不合适或者是大家眼中的“不和谐”，是大家对我有一个期待，或者对于我扮演的某一个角色有着不可颠覆的认知。
我首先是要让我的创作有所满足。但我还这么年轻，才36岁，我有的是机会去尝试，要告诉行业里很多的前辈和智者，我有一个不断挖掘自己的欲望。
人物周刊：在《我和我的经纪人》里，团队开会时讨论过你的外在形象模糊不清。后来呢？有打造出一个清晰的“人设”出来吗？
朱亚文：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好的团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团队。每一个演员在这里都受到了应有的保护、支持和应有的市场拓展。不是大家想像的，好像某一个人就代表了这个公司，也不是这一个公司可以垄断某一个领域。应该是讲，很多人给所谓的“人设”这个词加入了很多情绪自定义。我怎么去软化你的情绪？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任何人，对吧？
你想，我从余占鳌幻化为朱瞻基的这一刻，需要有多少人去层层地改变对我的认知？这个功课由谁来做呢？是我们公司，是我的团队。他们认定可以有这样的变化，也认定我有能力输出和表现。如果说他们是有这样认知的人，你认为他们会在某一个既定形态里故步不前吗？
我们也不会因为大家的一些想法，就会过多地去调整自己的步伐。因为我的团队也在乎我，毕竟每一个角色是我在输出。如果说我对角色没有了感动，没有了表达欲，我仅仅是在以从前的心态来讨取大家的关心，这才叫真的有问题。
人物周刊：参加了好几档综艺节目，有达到预期效果吗？
朱亚文：其实并没有什么预期。我一直觉得中国没有好的肥皂剧。肥皂剧其实是快捷时尚文化的高级输出。但是在我们没有这个形态的时候，综艺节目也是种短平快的交流方式，对于演员这是个锻炼。
我会深刻感受到，现在观众获得快感的节奏，不再像以前一样，需要有铺垫和娓娓道来。大家越来越忙，越来越希望在5分钟里面截取可能5个，或者50个高潮点，才能够满足他这一刻想释放的情绪。
人物周刊：说到《大明风华》播出期间和李佳琦一起的直播，没有想到成了一个小事件？有些人看到你手臂搂着李佳琦的动作，觉得朱亚文怎么变了（不那么稳重）？
朱亚文：我那是被迫无奈，为啥？因为房间里那只小狗一直在跑，我一开始想把狗给李佳琦，他没接，我就把狗放桌上。可放桌上，狗要跑出去怎么办？所以我就顺势而为，用那个动作掌控住现场。我的发心只有一个，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大明风华》。我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和佳琦之间的一个责任互动。我其实早早就习惯，有些朋友会在一件事情上看到不同的侧面。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在做的是一件有理有据，有作品作支撑的事情。
《大明风华》里饰演明宣宗朱瞻基
人物周刊：你习惯像过关考试一样地去创作。身边的演员也说，你给他们比较强的“紧绷感”。这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听说你父亲那时候每年送来的年货都要分成一份一份，让你和你母亲挨家挨户去送给亲友，经常为里面几个鸡蛋怎么去调配费劲脑汁。
朱亚文：是的，和我父亲有关。我父亲是个检察官，对自己、对我要求都很严。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是经不起犯错的时代，他们可能走过弯路，特别希望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准确地踩上每步节奏。他对于时代对于生存的恐惧，我能够感受得到。可以说到了50岁以后，我父亲才开始真正放松。
人物周刊：录《味从山海》这个音频节目，没有做什么宣传。出发点是？
朱亚文：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大家也习惯了在社交媒体上交流，一些内心深处的记忆却被遗忘掉。我希望这些小故事能够给听者带来片刻的，哪怕只有三五分钟的贡献就可以了。当艺人是孤独的，其实谁都是孤独的。不过你不能放任孤独，也不能过多地排斥孤独，这其实是一个自我对话，和自我生活的距离感。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总是在牌桌上逗其他人笑的女孩，但其实她暗恋得很苦。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他永远给人带来快乐，好像特别开心。但事实上，他很有才华，婚姻却不幸福，事业也到了瓶颈期。可很多人就是天然在消费他，大家觉得这个人负责讲笑话就行了，别的不用管。自从有了这个朋友以后，我会很注意群体里面那个很爱发声讲笑话的人，我觉得他们心里有很多疾苦和被淤堵的东西。在这个小项目里，我找到了符合我的表达方式，声音的好听和不好听，已经被弱化了。
人物周刊：现阶段有什么是你害怕失去的东西？
朱亚文：在这个阶段？太多了！最害怕的是失去可能。人有选择的时候还是幸福的，当你没得选的时候是蛮悲哀的。所以人有第三种选择，一定要惜福。当你眼前只有两种选择的时候，你要警惕了。
其实咱们聊了这么久，你应该能感觉得到，我是一个不停在抗争，一边在适应，一边又坚持自我，以各种方式在扛着的人。
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要被人看见，又不希望被人看见的是一副谄媚的嘴脸。我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下、任何的市场需求里，变成一个被大家讨论和消费的我，但是角色是我的底线。我至今还没有碰到过，被别人强摁着头，一个角色被人撕扯到体无完肤的经历。
我跟我太太说，让我再狂奔一段时间，你在旁边看着我跑步的姿势，你时刻干扰着我一些，但不用去影响我奔跑的方向。有一天我真累的时候，我自己会停下来。
人物周刊：希望到那一天来到之前，你不会被消耗光了。
朱亚文：没关系，真的。如果50岁的时候，我在我的职业领域里面，还不能够用一种相对解脱的方式去处理我和这个行业的关系的话，那肯定是我的问题。但如果我能够比较自如地解决工作和家庭生活当中的问题，那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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