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中是有宿命吗？
司马迁出身于一个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是朝廷的太史令（负责编写史书和天文历法的官员），毕生以书写通史为志。受到父亲的影响，司马迁自小便也将修史作为自己志向。
完成一部通史，这既是家族的传承，也是时代的需要。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纷争，又经历秦汉更迭的动荡，至汉武帝时期，天下终于真正再次承平，历史的车轮终于走到了变革的时代，恰好也迎来了一位雄才大略的“掌舵人”。
汉武帝，文韬武略，文治武功皆有建树。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功上“远逐匈奴，封狼胥居”，可以说前期的汉武帝是英明神圣的君王，称得上是“千古一帝”。
欣欣向荣的国家正在走向伟大辉煌的征程，这时候需要精神文化上与之相配的作品来书写这个时代，见证这个时代，纪录下这时代是如何而来，预见着它又将去往何方。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在“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后，汉武帝决定东巡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向上天宣告自己的“功绩”。封禅中国古代极庄重极神圣的活动，由天子带领群臣登上五岳之巅祭天祷告。只有天子才有封禅的可能，而最终能举行封禅的必须是开创了太平盛世的天子。所以说武帝的这次封禅是百年来未有之盛况，千年来难得之局面。
作为一个文人，尤其是史官，能亲历这场旷世盛会真乃毕生之幸。作为随行官员的司马迁，其激动与兴奋可想而知。那一年他35岁（一说25岁），司马迁的实际出生年龄尚存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他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着满腔热血与强烈的激情。他感到了时代的召唤，他太想写下些什么了，他有种预感，他所想写的东西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如果能完成，它将伟大到至于不朽。
世事就是如此之巧，正是伟大盛会的那年，他的父亲司马谈也病逝了。父亲的死让司马迁伤心欲绝，由喜转悲间，却正也给司马迁内心的创作之火加了把熊熊烈酒——父亲死前再三叮嘱一定要将通史完成，一定！
为了自己、为了父亲、为了时代司马迁必须要把那本通史完成，他开始拥有了最强大的愿力。
从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99年，不论是从25岁到35岁，还是从35岁到45岁，这十年都是一个人最具活力最具力量的一段时间。司马迁这十年来专攻于《史记》的创造，笔耕不辍，期间也游历各地，寻古迹、问故人，搜集了详实的史料。这十年是司马迁倾心创作的十年，也是他最平静顺遂的日子，抬头有理想，低头肯努力，他的每一天都过得既充实又富足。
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一部通史作品又何亚于行百里呢？十年对写史人而言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司马迁站在父亲的肩膀上前行也仅能把这著作完成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内容需要充实，还有大量的细节需要修改。
我在想有没有一种“自私”的可能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没有一种可能司马迁心中怀揣着写伟大史书的梦想时，其实就不必也不该去再插手其他的事了？就可以为了心中的目标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若如此他也不是司马迁了，那样“冷漠”的人是写不出《史记》的。我们都知道司马迁是受过腐刑的，而《史记》的篇目并不是都是在受刑之后才完成的。逃逃君想说什么呢？过去的所学总给人一种错觉，就是好像司马迁是在受了“腐刑”后人格才得以升华的，文笔才得以悲愤慷慨的。其实不是的，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的先后，一定不是这样。是他本就是个赤诚热血之人啊，是他本就能写出“无韵之离骚”啊，正是如此他才会在“李陵之祸”中站出直言。苦难只是他的“磨刀石”而非他的“催化剂”，他的人格早就矗立在那里，挺立着，并不是因为遭受了“腐刑”而才突显，那些品质他一定一早就有了！所以，逃逃君认为就算是没有“李陵之祸”，司马迁的《史记》亦会如此精彩！只不过，而今加了更多悲愤之感了。
说回到“李陵之祸”，逃逃君很痛心李陵还有他们的李氏家族，之前也写过几篇相关的内容，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本篇简单说一下“李陵之祸”：武帝到了晚年开始暴戾而偏执，对匈战争失败后，朝廷需要一个“替罪羊”，一没“关系”二没“底子”的李陵便是最佳人选。皇帝走向昏庸，朝廷便皆是一边倒的墙倒众人推，无尽的指责中，只有司马迁站了出来给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
“其实李陵是个不错的将领，亲信部下，孝敬母亲。”
“他一定不是真投降，是准备伺机逃回继续为国家效命的呀！”
司马迁和李陵有什么交情吗？一点没有，他们连朋友都算不上。
不过是叹可叹之人，诉不平之事罢了。
掌握生杀大权的帝王铁了心地要“指鹿为马”，人人都道是马，只有一个声音说是鹿，在已经闭塞皇帝的眼中这就仿佛道破“皇帝的新衣”直言自己没穿衣服一般，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愤怒与被忤逆之感飙升。
武帝大怒，在接到前方的“误报”（李陵已投降匈奴）后杀了李陵一家，把唯一为之辩护的司马迁投下大狱，判了死刑。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有强烈的未完成之志，就这么死了，便是化成鬼也难以瞑目的。
于是摆在司马迁面前的有两条路：一含着无尽的遗憾‘站着’死去，二为了梦想‘屈辱’地活着——这太难抉择了。
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报任安书》）
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的了，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了，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更丑恶了，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了。
活下来的代价就是受“宫刑”，这个设定残酷到变态，活着去死，或者屈辱地活着吧，像个蝼蚁那样，像个行尸走肉那样，丑陋的卑微的苟活下去吧。
或许，当心中装着强大的、纯洁的、坚定的、神圣无比的理想的时候，是可以拥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的，超越生死，而那些耻辱污垢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一切都背弃了你，是什么在支撑着你前行？”
司马迁的去世年份已不可考，不知在李陵之祸后又过了多少年他才终于写完了《史记》，又是如何离开了这个世界，想来他走得一定很平静、很安详，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并且无愧于心，他的身体是残缺的，可他的灵魂完整得光芒万丈——足以照亮整个史学界，立住万世的风骨，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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