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此后百年藩镇割据。唐后五代十国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均为最强节度使。而弱一点的通常也裂土封王。宋建立后，杯酒释兵权。并派遣文臣知军州事，限制了节度使节制郡县的权力；又以转运使接管了节度使的财政权利；将地方上强壮的士兵编入禁军。凡此种种，节度使终于在事实上终结了。
由此有人认为节度使这个制度不好，这是不对的。制度的产生必然有它的合理性。从设计角度上讲，还是挺完美的，但对皇权要求不能掉链子。唐朝皇帝掉了太多次，五代没机会改，宋朝才解决。
一、唐玄宗放任安禄山做大
为防御外敌，唐初沿北周及隋朝旧制，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唐玄宗时期北方逐渐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十节拥兵四十九万(范阳一镇编制九万多)，而中央禁军不过十二万人，典型的外重内轻。
外重内轻本身没问题，只要中央保持对单一节度使的绝对优势，同时不得罪所有节度使就行。但唐玄宗乃至后世唐朝做不到。
节度使权力过大，立功可回朝为相。出将入相乃是人臣殊荣。节度使做皇帝没希望，倒还有个入朝为相的出路。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而安禄山也因浸淫范阳十四年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
但没有做丞相的可能！
安禄山成了尾大不掉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不在于他忠不忠，而是他有造反的本钱让人无法容忍。李林甫在世时按得住他，靠远房妹子杨贵妃上台的杨国忠按不住他。
所以为相十九年的李林甫对安禄山保持的绝对威权杨国忠没有，于公于私，杨国忠都要干掉安禄山。安禄山只能造反。
二、杀封常清高仙芝，逼哥舒翰，打烂好牌。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疆域
从此君王不早朝不是因为三千宠爱于一身，而是极度自负和惰政。李隆基又号唐明皇，少年发动政变为父夺江山，中年开疆拓土，晚年逐渐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同时对自己的控制水平极度自负。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所以当别人如何警告他安禄山他都是不信的。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安禄山指挥叛军主力进攻洛阳、潼关，意图突破这两个重镇而直取长安！后来洛阳沦陷，但天险潼关却因为高仙芝、封常清的有力固守，使得安史叛军久攻不下，甚至迫使敌军有了回撤的打算。
潼关天险为长安屏障，也是政治制度的一环。安禄山比天子强大，己经破坏了节度使制度第一条规则。但安禄山不比其他节度使加起来大。不等唐朝全力反攻，干掉唐朝才有一线希望一一不干则一点希望没有。
唐军外重内轻，但潼关天险在，等其它节度使勤王，叛军必败。可是唐玄宗杨国忠等人组成的朝廷急于平叛，说高仙芝和封长清与安史叛军相勾结，所以迟迟没有与叛军正面交战，将二人斩首示众。
之后李隆基又派上了年纪的哥舒翰统领潼关的军队拒敌，当时镇守潼关的军队有二十万！哥舒翰正确的判断了双方的形势，也认为坚守不出才是御敌之策，随着日子一天天拖延下去，唐玄宗对他们也失去了耐心，而且奸相杨国忠又在鼓动玄宗下圣旨强迫哥舒翰出战，哥舒翰在接到圣旨后知道此战必败，但慑于皇权的威严，不得已带兵出战，最后果然大败，自己也被手下绑赴敌营。
三、唐玄宗成了不安定因素，错失解决河北三镇机会。
潼关失守，唐玄宗抛下平叛责任，想逃到蜀地避难。行到马嵬坡，六军将士终于忍无可忍，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等人，高力士缢杀杨贵妃，旋即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即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李隆基在得知这一切后相当无奈，毕竟不是自己愿意退位的）。
安禄山以国库富饶，鼓动将士和胡人叛乱。唐玄宗临走前将国库带不走的财物分给百姓。抢不了国库，安禄山只好纵兵抢掠百姓，还把战利品全都运回了老家范阳。
如此则不得人心，打消了许多人叛唐的想法。于是，谋士李泌对大唐的博弈对手、安史叛军，做了一个判断: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国邪？
皇位只有一个，是你安禄山的，我们不跟你争，只想抢钱抢粮抢女人。在长安抢完战利品后，蕃将阿史那从礼，带着所部五千骑兵，直接衣锦还草原了。所以，就是安禄山也不能完全控制他手中的蕃将叛军。
叛军要钱，但不要命。所以，只要抢到钱，叛军就会失去作战的动力。于是，李泌接下来又做了一个非常乐观的前景估计，两年时间足矣；也给大唐定下了一个平叛的总基调，就是不能着急。即：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
大唐也获得了后发者出手权，肃宗称帝、灵武壮大，大唐重建中央。而这个中央朝廷手中还捏着四张王牌：河南没有全丢，江淮有财源，占据山西高地，拥有西北边军。
唐军不取两京，就是把长安和洛阳这两个看似光鲜的超级大城市留给叛军。这个布局的目的，是把叛军困在北自范阳、南至两京的“风箱”之中，使叛军成为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郭子仪威逼长安，则范阳骑兵烽火驰援；李光弼兵锋范阳，则两京叛军烽火驰援。在一条几千里的“风箱”中来回奔波，不出一年时间，即便叛军甲士还堪能战，叛军的战马也会被跑死。
再把握时机，包抄范阳，叛军则如丧家之犬，一举而定。
这么简单高效的方法，唐肃宗李亨信了却不肯采纳。因为入蜀避难的太上皇李隆基成了不稳定因素。
跟着皇帝干，叫社稷功臣；跟着太子干，叫太子党羽。但是，逃到四川的皇帝只是苟且，所以跟着皇帝干当不了社稷功臣。逃到灵武的太子没有威信，所以跟着太子干连功臣都当不上。
局面弄人，太子李亨只能立即称帝，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李亨想称帝也罢、不想称帝也罢，他都必须得称帝。
灵武称帝，李亨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号召力，把眼前的朔方军凝聚到自己麾下，把西北边军招致自己麾下。而只有完成这些工作，灵武朝廷才能生存下去，大唐的军队也才能知道该跟着谁去平叛。
但是，一定要记住：李亨的这个灵武朝廷，只是一个临时政府。西北边军和朔方可以，江淮为什么不可以？于是有了永王之乱(李白也被卷了进去，失败后差点死于此乱)。
同时，唐玄宗不死，可以合法废掉皇帝另立新君或者分权。李亨必须把唐玄宗控制在自己手上。唯一能把逃离长安的唐玄宗接出蜀地的理由就是光复长安，迎太上皇回宫。
为了光复两京，唐肃宗与叛军妥协了。招降纳叛。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张忠志据成德、李怀仙据幽州，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李正已，宣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
四、改革操之过急或者太任性？
安史之乱以后，旧的租佣调税收制度基础不再，唐德宗时期，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年）颁布两税法。结果极大地充实了国家的财政，国家又以这些金钱来负担士兵和官僚的开销，使国家步入良性循环。
在改善中央财政的同时，两税法也有抑藩的作用。中央绕过藩镇收税，再拔款给藩镇养兵，抓住了财权，藩镇士兵吃国家的饷，自然效忠国家而非节度使。节度使有野心养兵过多就得自己掏腰包，时间站在皇帝身边。这是阳谋妙计，毕竟有野心的节度使不多。
但藩镇制有一条，不能同时得罪所有藩镇。唐朝皇帝再次犯了。
德宗想趁此势削减藩镇势力，于是便开始了一系列行动。首先要求魏博节度使消减兵力，接着又拒绝了成德节度使希望世袭的要求。这两个行为伤了全体藩镇将土的心！结果导致这两股势力联络周围的卢龙、平卢、淮西节度使等群起而攻之。在这一期间，还发生了泾原节度使的士兵与一个名叫朱泚叛乱头目联手占领长安，德宗无奈流浪的事件。
要救驾？可以呀！但不让我多收点税截留养兵，皇帝你不能差饿肚子的兵。
唐朝摆平藩镇割据最后一次机会，消失了。
节度使不能一家独大，皇帝要保持对任一节度使的绝对优势，皇权合法性不能受质疑，不能同时得罪所有节度使。可惜，唐朝皇帝全犯了。
唐朝能活三百年，后期全靠藩镇平衡。因其强因其亡，不能说这个制度不好，只能说唐朝皇帝犯了太多的错，不遵守藩镇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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