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作家的代表人物_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是_山药蛋派的代表作

孙谦是现代文学著名的山药蛋派代表性作家,他1920年4月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今年是他的一百年诞辰。1937年6月,他离开家乡参加山西国民兵教导团,七七事变后加入了山西新军决死队,1940年10月在延安鲁艺附设的部队文艺学校学习,1943年初转业到晋绥文联工作,先后从事政治保卫、剧社宣传、首长警卫、文化创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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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晋绥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组织太原、绥远两个随军工作团,,任务是赶在国民党前面,到前方完成接收任务。孙谦他们所在的晋绥文联,奉命参加南下太原的随军工作团。为了轻装,孙谦他们把许多东西给了老乡,各自只留了一件旧棉衣就随部队上路了。至此,孙谦离开文水参加革命后,已经八年没有回家乡,八年没有见到父母了。

8月天气正值烈日当空,有时狂风暴雨,他们每日急行军80到100华里,三天到达了方山县城后,工作团获悉情况有变化,因日阎勾结,阎锡山的伪军已经抢占了太原,太原暂时进不去了,上级命令转移到汾阳边山向阳店,然后将全体团员分到文水、清徐、太原、徐沟、祁县、太谷、平遥、介休等地,先开展反霸除奸斗争,以此来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孙谦被分在了汾阳工作团,任命为汾阳县尽善村(现在的杏花村)北堡工作团的组长,在他们的发动下,北堡群众的反奸反霸热火燃烧了起来,他们斗倒了伪村长,分了恶霸地主的粮食和财物,之后,他们奉命筹组随军文工团,通过演戏宣传,进一步发动群众,还要到各处搞宣传,绘制街头宣传画、连环画,根据形势需要创作歌曲,进行街头演唱。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对各解放区的进攻。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的贺龙,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指挥晋绥军区主力进行反攻,第一战役便要先拿下孙谦的家乡文水县城。1945年8月30日晚,贺龙亲自指挥120师主力和八分区支队,于9月1日凌晨攻克了文水城。9月2日,贺龙来到位于文庙的文水中学,作了动员讲话,并带走了100多名文水中学学生,以此为基础,创办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驻晋随营学校”,贺龙自己亲任校长。这便是后来贺龙中学的前身。

深秋已过,严冬降临,孙谦的文艺工作团已经不适合在露天进行文艺演出了,根据上级安排,孙谦被任命为视察员,奔赴汾(阳)平(遥)介(休)孝(义)文(水),视察反奸反霸和支前对敌斗争工作。此时,困守在城里的伪顽军四处抢掠,晋中平川的形势骤然紧张。孙谦和另一名叫吴刚的同志换了便装,在平(遥)介(休)县的仁庄附近村庄检查结束后,他俩要去文水县下曲镇检查工作。

刚走进田家堡村公所,便听到西北方向传来了紧密的枪声和炮弹、手榴弹的爆炸声。田家堡的村警说:“这是县大队在青高村堵击城里出来的伪顽军,咱们的民兵也上去了。你俩先别走,我给你们焖点红薯吃,咱田家堡的红薯好吃,又甜又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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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警焖好红薯后,他俩抓紧时间吃了起来。田家堡的红薯长的不大,又细又短,颜色红中带紫,放进口里绵绵的、甜甜的,吃着香喷喷的。刚吃了不几口,听着枪炮声下去了,他们顾不得再吃了,赶快离开了田家堡,出村后奔着下曲镇的方向疾步而去。

天将黑时终于到了下曲镇,孙谦和吴刚连夜见了随军工作团的宋玉,和二区区长陈德照接上了头,就在下曲镇住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对这里的反奸反霸工作做了全面检查、视察指导。

民国时期和1953年初之前,文水县的行政区划设七个区,第一区驻地城内,二区驻地下曲镇,三区驻地南庄镇,四区驻地开栅镇,五区驻地大象村,六区驻地孝义镇,七区驻地马西村,共辖192个村。当时的区就相当于现在的乡。

二区区长陈德照,是五区云周西村人,云周西最早的三名共产党员之一,1940年12月担任云周西村支书,在他的领导下,村里党的各项工作非常扎实,县委便把他安排到二区担任区长。在下曲镇,陈德照向孙谦汇报了二区的工作,也介绍了云周西的情况,他说云周西是文水的党建支前模范村,建议孙谦也去那里看看。

在下曲镇小住几天后,根据形势和任务,孙谦和吴刚要分头到下面检查工作,吴刚跟着文水组织部的老魏巡查各村去了,孙谦则跟着二区区长陈德照到了云周西。

五区的云周西村,仅是文水县的一个中等村,但是农会、民兵、妇女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牺盟会晋中办事处早在1938年春就在该村设立,是文水平川的抗日小据点,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也设在这里,不论对敌斗争还是支前工作都非常活跃,被称为是文水的“小延安”。陈德昭介绍了云周西的情况后,孙谦觉得应该把云周西做为重点,认真做一番考察。

村子里当时有位13岁的小姑娘,她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后来还参加了县里的妇训班。1947年1月,她在阎锡山军的报复行动中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铡刀从容就义,视死如归。他的名字叫“刘富兰”,后来被改名为“刘胡兰”。在延安闻讯的毛泽东,含着热泪为她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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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随陈德照去了云周西村,这时的刘胡兰,发动送公粮,做军鞋、纺棉花,积极支前,参加反霸斗争;每天站岗放哨,还给八路军送情报,在村里跑出来、跑过去,每天和陈德照见面,也忙得很。

孙谦在村里住了三天,他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指导工作,党员干部他都逐一见了面,谈了话。但是你去想,村里的事那么多,党员个个都不闲着,儿童团、女干部也不止一个,此时的刘胡兰人小不显眼,谁会想到要把她特意介绍给孙谦?一名儿童团的女娃娃,妇救会的小大人,被一群成年人们疏于介绍,所以,刘胡兰从孙谦眼前走过,孙谦也没有特别在意。

孙谦在几十年后无不遗憾地对人说:“我在云周西村住了三天,却没见到刘胡兰同志。”他脑子里只不过是没有刘胡兰的印象,之所以说没见到,其实是没被介绍当面认下而已。两位曾经谋面、未能相识的文水人,就这样,虽在眼前,却擦肩而过。

至于后来刘胡兰1947年就义的消息,孙谦是从《晋绥日报》上看到的。1947年2月5日,《晋绥日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2月6日又做了详细报道,并配发了评论,2月13日又专发了“刘胡兰烈士史略”。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后,孙谦为家乡这个小姑娘的英雄壮举惊叹不已。一位豆蔻年华的花季少年,愿意为“不掌权、不执政”的共产党办事、卖命,而且到死也不变节,刘胡兰的高大形象,刻在了孙谦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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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胡兰”的名字,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这五位山药蛋派作家之一的胡正,还有一个现身说法、亲历见证呢。胡正当时供职于《晋绥日报》社,直到南下重庆到《新华日报》为止。是谁将“刘富兰”改名为“刘胡兰”的呢?胡正说:

刘胡兰的原名确实叫刘富兰——在乡村里,女孩子得这样一个名字很好,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名字——但是在新闻报道的时候出了问题。问题出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新闻记者那里。他一耳朵就听下个刘胡兰,未加认真考证就把新闻发回来,并且发出了。结果这则新闻在当时影响特别大,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主席的题词也到了。

其实那个新闻是内战爆发初期一则普通的新闻,谁都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大反响。毛泽东的题词出来之后,刘胡兰烈士的事迹就开始演变为一个非常重大的宣传事件,政治含量当然就不一样了,因为其不一样,所以人们关注比较多,因为关注多,所以关于刘胡兰的各种细节就日益丰富起来,这一关注不得了,错误就凸显出来了。

这时候,从文水方面有反映过来,说烈士不叫刘胡兰,叫刘富兰。但是,没有办法,报纸早已发了,主席的题词放在那里,已经定型了,全解放区都知道刘胡兰了,临时改过吧,显然不合适,不严肃,就这样将错就错一直叫到今天。

解放之后,胡文秀因为烈士大红大紫,正好她姓胡,为了把这个新闻技术上的失误继续“圆”下去,就说人家是取了爹妈的姓叫下个刘胡兰。这个说法就此诞生,一直沿用至今。

新闻报道的作者为李宏森,这个李宏森是湖北人,年轻,热情,难免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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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在云周西村活动,自然想到了离云周西不远的南安村,自己的父母亲、弟妹们不知怎么样了,自己忙于打鬼子,已经八年没有回家,他想利用工作之便,回家看看。“抗战八年,我一点都得不到家人的信息,多么想念他们呀!”主意一定,孙谦赶到了下曲村,跟随军工作团的宋玉说明了情况、请了假,骑了一辆自行车,向南安村飞奔而去。

这辆自行车,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铁僧帽”牌子的车子,是发给搞反奸反霸的同志工作时骑用的。那时自行车还是件特别稀罕的交通工具,不会骑自行车的孙谦,一路摇摇晃晃,沿途的农民看到自行车,便停下脚来盯着看稀奇,一些小孩子见了更是惊奇地叫喊着,追着孙谦跑了好长距离。孙谦踏进家门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孙谦在《演戏及其它》一文中,为我们讲述了黄昏时分与亲人久别重逢的场面:

隐约中,我看到父亲正在收拾庄稼秸秆。我喊一声:“爹!”喉咙就像堵了东西,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我爹愣了一下,忙扔下柴禾,直奔我而来。他一下抱住了我,便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紧接着,房门响处,我妈、我三弟、四弟和小妹妹都跑了出来。我妈看了我一阵,说:“可把你盼回来了!”我觉得脸上湿乎乎的,情不自禁地喊了声:“妈!”接着,就被亲人们拥进了房里。房里挺暗,我妈取火点着了小煤油灯。我看了看弟妹们,问:“怎不见二弟?”我爹忍不住,又呜呜地哭起来。

我妈倒是能挺得住,说:“哭啥?能回来一个,还不够好?听人说,珠儿到了海拉尔,可既没书,又没信,没准是死在蒙古地面了。”我爹正在哭,我妈带气地说:“还哭甚哩?尽管哭有啥用?娃娃好不容易能回来一趟,也不问问吃了饭没?!”我赶忙替父亲回答道:“我连晌午饭都没吃。”父亲忍住了泪,说:“这可坏了!家里没一点好面(小麦面粉),吃什么呀?”我说:“我甚也不想吃,就想吃红面铲片片。”

父亲觉得奇怪,说:“你怎想吃个那?”我说:“我出去了八年多,哪里都没见过吃红面铲片片的。我就想吃俺妈做的红面铲片片。”我妈说:“高粱面倒是有点,可那是一罗到底的红面,又红又粗。”我说:“我就爱吃一罗到底的红面。”我妈做饭去了,我爹叹了口气,说:“日月艰难!好粮食都让日本鬼子搜进了保管仓库,剩下的都是些秕谷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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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面又红又粗,难以下咽,但孙谦却吃得特别香,八年多没吃妈妈做的家乡饭了,一碗铲片片里,孙谦吃到的是家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能不香吗?!

小煤油灯下,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想了一会儿,用疑问的口气问孙谦:“你是回来不走了?还是只回来看看?”

孙谦说:“我明天就走!不打仗能行吗?我们打了八年仗,胜利果实都让蒋介石阎锡山给一锅端了!看看咱们这个家:要粮没粮,要钱没钱,房子塌了,院墙倒了,不打仗能有好日子过吗?”

听了孙谦的话,父亲叹了口气,给他说了一件要紧的事:

父亲说:“你说的在理。干什么事都得有头有尾。要打,就一定得打出个样子来。……得给你说件事:给你定下的亲,人家女家给退了。”我说:“退了好。不能老让人家等着。”母亲气呼呼地说:“可人家咒说你死了!”我说:“四零年,我不是托文政老师捎回一道信来吗?”

母亲说:“再不要提那信了!媒人来说退亲,我把那信甩给了她:‘死了的人还能写信?’媒人看完信,说:“快收起!日本人到处搜抓八路军军属,你这不是自寻麻烦吗?”我忍了口气,只好把亲事退了。真是好女女:在咱家住了两三年,心灵手巧,一口一个‘妈’……”我爹阻止了我妈说话,转脸向我说道:“你这一走,又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可你三弟已经大了,他能一直等你办喜事……?”我赶忙说:“可不要等,有合适的就给他娶。我的事不要你们操心,等打出个样子来,我自己找。……”

弟妹们已经入睡,我也困的不得了,脱了衣服,钻进了四弟的被窝,脑袋一挨枕头,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这一夜,睡得真香啊!

第二天,我妈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红面糊糊。吃罢早饭——冬天农村吃两顿饭,说是早饭,其实已经快晌午了。我要起身走,父亲要送我,母亲不让,说我爹爱哭,不吉利。

离家八年,吃着田家堡的红薯最好吃,回家后,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吃妈妈做的红面铲片片,临走时,妈妈做了他最爱吃的红面糊糊饭。铲片片、糊糊饭,这两顿对儿子最低档、最简单的招待,但却是天底下最深情、最厚重的爱的表达。

孙谦要告别父母和弟妹返回部队了,他要赶到亚马团长临时驻扎的梁家堡村去。三弟把孙谦送到了村口,见孙谦骑车困难不熟练,就一再叮嘱他,你刚学会骑车,把式不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碰到敌人。孙谦说:“这么多年了,我们不就是这么和敌人过来的?!哪一天不是在敌人夹缝里钻来钻去?!好啦,别担心我,你要替我好好孝敬爹妈!我走了。你快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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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孙谦骑着车子走进北贤村时,不见牲口,也看不到村民;鸡不叫,狗不咬,全村一片死寂。原来,三弟担心他碰到敌人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已经闯进了敌人窝里。我下车,推着自行车走向北贤村村公所,我想问问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村公所设在低凹处的一座旧庙院里。当我正下坡时候,一个提着茶壶的村民急忙向我摆手,并向我作了个“勾九”的手势(勾九指阎锡山的十九军)。我慌慌地返身推车上坡,刚骑到车上,庙院里便响起一阵喊声:“捉活的!捉活的!”我不管他,直向村东驰去。紧接着,在我身后便响起了稠密的枪声。

真叫慌不择路:一出村,我上了新修的车路,路面上又是土块又是砖头,自行车轮子拐来拐去,怎也不由人指挥。敌人一阵响叫。我扭头一看:敌人也骑着自行车追上来了。怎么办?是保车?还是保人?我急中生智,跳下车来,钻进了没有穗头的高粱地。我跑呀,跑呀,拼命的跑。猛的,我发现这块地里有条“腰道”,便匍匐在地上隐蔽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我刚伏下,就有敌人的两辆自行车交叉而过。我瞅准了这个空隙,跳起来跃过了“腰道”,飞快地钻进了另一块高粱地里。又是跑呀,跑呀,跑得我喘不上气来,喉咙里像塞了一块红炭,腿上像挂上了千斤石,可我不能停站,为了逃出敌人的追捕,必须拼命地跑……听不到枪声了,也听不到人声了,我还是在跑。跑过了高粱地,跑过谷茬地,跑过了秋翻地,一直跑的看见了梁家堡村,我跑了整整十里地。

在梁家堡村口,我看见了亚马团长和他的警卫员们。我的腿一软,便躺在地上站不起来了。亚马急问道:“你这是怎啦?”我喘息不止,胸膛里觉得憋闷,干急说不出话来……

黄昏时候回了南安,吃了早饭却又要动身,在家仅仅住了一个晚上的孙谦,又到别的村、别的县做反奸反霸的视察工作去了。到1945年底,反奸反霸视察工作结束后,孙谦返回了位于兴县的晋绥文联。

在此期间,除了在汾阳应急创作《保管粮》《两亲家》《打勾子》等剧本外,孙谦还与吴刚合写了通讯《平川见闻记》发表在当年11月30日的《抗战日报》,说的就是他在平川各县反奸除霸的所见所闻;还创作了短篇小说《老资格》,半年后的1946年5月,发表在了《抗战日报》。

在文水视察了一个月,在云周西工作三天,回南安只住了一黑夜,时间虽短,但这是孙谦一生革命岁月中最艰苦、最难忘,也是最遗憾的一段,艰苦的是青纱帐里和敌人的殊死搏斗,难忘的是妈妈做的铲片片、糊糊饭太香了,遗憾的是丢了一辆贵重的自行车,而且当时没有能够认下刘胡兰。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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