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重耳，在年轻时就“好士”，结交、收拢了一批忠心的部下。其中有名的是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当然还有不著名的。
这不是我主观臆断、信口区分“著名”与“不著名”，《史记》里就是这么写的：“年十七，有贤士五人”，然后列举了上面五人的名字。
晋献公老年昏庸，易储、杀子，引发了晋国的持续几十年的政局动荡。重耳不是长子，也不是太子，却也难免受到波及牵连，被迫出国逃亡。
他要出逃，“贤士五人”当然要跟着，还有一些不那么“贤”、不那么著名、却一样忠心耿耿的部下，也跟着他踏上了流亡之路——我有时也在怀疑，如果他们知道这一去就是十九年的话，他们还会义无反顾吗？
十九年之后，晋文公终于回国为君，“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功成封赏，和大项目完成后办庆功宴一样，是凝聚人心的重要举措。但，“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䘵，䘵亦不及”，介子推没有追着晋文公要封赏，晋文公也就没有封赏他。
介子推回到家，跟老母亲商量：“重耳能回国为君，是上天的恩德，并不是哪个大臣的功劳。这些大臣却以此为功，窃据封赏，这不是偷盗行为吗？国君居然信任重用这些偷盗小人，这样的国君，真不能相处了！”
母亲劝他：“大家都去求封赏，你也去求；你不肯去，又在这里抱怨什么？”介子推回答：“我觉得他们做得不对、是偷盗行为，我怎么还能去学习？知错犯错，罪加一等。而且我刚才抱怨国君，这不是忠臣所为，以后我也不适宜侍奉国君、领受俸禄了。”
母亲又劝：“最起码，你也要让国君知道你的想法吧？”介子推回答：“语言是为整个人服务的。我这个人都要隐居去了，还跟国君说什么？”于是母子二人隐居于山西绵山，终生不复出。
介子推的这套理论，未免有点儿似是而非。把晋文公回国继位，完全归结为上天的功劳，本身就有点儿神秘主义、不切实际；而“从亡者”受到赏赐，对其他大臣、国人都能起到示范作用，有助于晋文公团结人心；为官为宦，不仅是享受，也意味着承担责任，意味着辅佐国君、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介子推的飘然远去，隐居不出，人格上似乎很高贵，却也意味着逃避责任。
同时，还有一点，介子推的出走，侧面证明了晋文公的忘恩负义，不念旧情。晋文公继位之初，正需要稳定人心，介子推是他的忠臣，就应该帮助他树立威信，而不应该这样拆台。
《红楼梦》里贾宝玉说的：“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将了，他念两句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也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见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放在介子推身上，也不算太冤枉他。
事实上，晋文公也真的不是忘恩负义。只是在封赏过程之中，“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遇到了更加紧急的事情。
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是“政治正确”。但晋文公因“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未免有点手忙脚乱，于是延迟了封赏之事——只是延迟，并不是取消。
而介子推呢，追求他人格的高尚，等不及晋文公，就匆匆躲到绵山里隐居去了。
晋文公经人提醒，想起了这件事，赶快派人召回介子推，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不知是为了旧情，还是政治作秀，晋文公把绵山分给了介子推，“以记吾过，且旌善人”。两千多年过去了，绵山还是山西一个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
介子推的出走，有他追求高尚人格、只说是迂腐的成分。但不管怎么说，总是晋文公对他不起。
介子推，可说是晋文公对不起的人物之一。
不过晋文公为了逼出介子推而火烧绵山、介子推宁死不屈，和母亲相拥被烧死在大树之下，这些残忍的故事，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恐怕这是后人的演绎和附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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