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了，手机又被小朋友要走了，他再度回归日夜不分、黑白颠倒的生活。
我终于忍无可忍，强行将手机收走。本来打算在他年满十八周岁，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后，再把手机发还给他。可是，最终还是没有经得起糖衣炮弹的考验，他撒泼耍赖，软磨硬缠，苦苦哀求，到底还是达到了目的。
“你别高兴得太早——”我板起脸说，“手机虽然给你了，但是，我要和你约法三章！”
“呃？”
“第一，周末在家两天半，只有周五和周六能玩手机，周日不玩；第二，每天玩手机时间累计不超过两小时；第三，晚上睡觉前将手机上交。能不能做到？”
“能吧……”
“如果超时或者未按时上交，相应扣减一次玩手机的次数。”
“这么——严格呀！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他嬉皮笑脸。
“当然是认真的了。知道什么叫‘约法三章’吗？”
“你说对了一条。‘约法三章’全文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内容看起来一点不复杂，但你知道为什么影响那么大吗？”
“不知道……”
成语“约法三章”意思是约定三条法律，后指事先约好或规定的事。故事要从秦朝的法律说起。
中国古代的刑罚非常残酷，墨、劓、剕、宫、大辟等刑罚贯穿整个奴隶制时代。据史料记载：“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判处五刑的情形总计有三千种。可以想见，把各种情形对应到生活中，恐怕老百姓稍不留神，就会堕入刑罚的陷阱。一旦被处以肉刑，其身体和心理都会遭受极大的伤害。就拿五刑之一的宫刑来说，对身体的伤害倒在其次，关键是侮辱性太强。被汉武帝下狱受宫刑的司马迁曾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腐刑即宫刑。司马迁字字泣血，可见宫刑对其伤害之深。
也许有人会置疑，各类刑 罚有这么多条框，能全部落到实处吗？
你还别说，工作一丝酷吏多了去了，很多酷吏在定罪行刑时甚至变本加厉。就拿秦朝来说，自从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以“法”治国以来，不但在原有的刑罚基础上增加了连坐、夷三族，还进一步丰富了肉刑及死刑的手段，凿颠、抽胁、镬烹等成为常规操作。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木匠的家伙什儿全都用上了，想想都瘆人。“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这在秦朝都算不得新鲜事儿。
秦国吞并六国后，秦始皇“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每天批阅的文件奏折重量达到惊人的一百二十斤，尽显工作狂本色。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秦王朝从上到下的执行力都相当强悍。
堂堂大秦帝国，据殽、函之固，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在英明领袖的带领下，秦朝江山应该固若金汤，传之无穷才对。可事实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当时的情形是：“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繁琐的刑罚不但未能造就太平盛世，反倒使得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以至民不聊生。等到泥腿子出身的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振臂一呼，秦王朝就摇摇欲坠了。勉强支撑了两三年之后，秦始皇留给子孙的万世基业便停业整顿了。
陈胜、吴广何许人也？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事实是，陈胜不过“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他和吴广一起，临时担任卫国戍边的小队长，带领九百人前往渔阳（今北京地区）做苦力。可惜天公不作美，正好赶上大雨，道路被冲毁了，他们不能按时抵达目的地。按照秦朝的法律，延误日期要处以死刑。陈涉和吴广合计，即使现在日夜兼程赶往渔阳，也难免一死；如果逃跑，一旦被抓也是一死。反正怎么都活不了，还不如造反干他一家伙，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于是，他们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起义了。但凡有一线活路，他们还会干这断子绝孙的勾当吗？
让陈胜、吴广始料不及的是，他们首倡起义之后，各地的起义队伍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刘邦就是其中一位起义军领袖。他带领队伍，先项羽一步攻下咸阳，并听从谋士张良等人的建议，召集咸阳本地有资历和声望的代表开会，郑重宣告：“秦朝的法律实在太混蛋了，妄议诽谤就要夷三族，大庭广众发表意见就要弃市。现在秦朝已经灭亡了，秦朝的法律自然也是过去式了。今天，我要与老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这么简单！”
谁能想到，简简单单十数字，竟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原因何在？
我们知道，“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最大的特点就是“繁”。而刘邦的约法三章，专门剔出杀人、伤人、盗窃三个方面，化繁为简，与秦法针锋相对。可见是受过高人指点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秦法的惩处措施非常苛刻，动辄连坐、夷族。而刘邦的三条法令，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相当于等价交换。《圣经》所言：“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这种处罚比秦法更接近公平。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天下苦秦久矣”。说白了，老百姓已经受够了秦王朝的折腾。他们想过安稳日子。刘邦正好投其所好。
刘邦的举措赢得了广泛支持。老百姓欢呼雀跃，纷纷向刘邦的军队进献牛羊酒食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刘邦后来打败项羽、建立汉朝的充分条件。
汉初的刑罚确实比较宽松，用司马迁的话来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法网疏松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与秦朝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宽松的政治环境减轻了官员的压力，调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汉朝经济迅速步入正轨，迎来了辉煌的“文景之治”。
司马迁在谈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时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维持政治生态的根本措施。然而，“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人们往往只看到重典带来的短期效果，而忽视了道德对社会风气的长期影响。聪明的君主会想方设法调和二者的关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强化和突出道德的作用。而那些暴君往往鼠目寸光，追求短期效益，把刑罚当成控制、盘剥老百姓的工具。
可惜的是，后世皇朝更迭频繁，却很少有哪一朝能把道德的作用发扬广大。汉朝也不例外。随着政权的巩固，严刑峻法逐渐抬头。到汉武帝时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刑罚之繁琐远远超过了秦朝，专业人士也被整得一头疙瘩。
历史又堕入循环的怪圈。
讲到这里，小朋友插话道：“那汉朝不是也没有在汉武帝或者他儿子的手里灭亡呀！”
“这就是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汉武帝到了晚年，意识到自己‘穷奢极欲，繁刑重敛’，以致百姓疲敝，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所以他积极改过，下《轮台罪己诏》，公开反省错误，使汉朝的统治重新回归正常轨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自上而下的改革肯定比自下而上的革命要来得容易……至于你——”我对小朋友说，“我针对你玩手机‘约法三章’，目的是帮助你加强自我管理，把你从虚拟世界中解救出来。能不能做到，主要靠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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