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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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复台大军的到来，对台湾少数民族来说是一次解放。据荷兰人记载，在台南附近以及南部的少数民族村社，当地住民一听说郑军到来，欢欣鼓舞，开始对抗荷兰人。
“他们用轻蔑的语言对待基督教，为自己能从基督教和学校释放出来而欢欣。”
甚至在荷兰人统治中心的萧垅、麻豆、哆啰啯等地，当地住民对荷兰人“怀有敌意”，“异常无礼，公然反抗”，致使荷兰人深感恐惧。
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仅收复中国领土，而且推翻了荷兰人的殖民统治，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政治制度。因此，郑成功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中国传统民族关系的回归和发展。
一、招抚台湾少数民族首领
郑成功大军入台以后，不到一周，台南附近的少数民族村社都已归入了郑氏阵营。郑成功显然在率领大军东渡之前，就已经做好了招抚的准备。
杨英《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五年四月，“各近土藩头目俱来迎附，如新善、开感等里，藩令厚宴，并赐正副土官袍冒靴带。由是南北路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各照例宴赐之，土社悉平怀服”。
杨英这个记载只是概述，事实上郑成功招抚台湾少数民族的行动有一个过程，先是在台南附近，然后扩展到南北各村社，而这些归附的“土官”头目原来就是荷兰人依靠的村社“长老”。
对此，荷兰人土地测量师梅氏在他的《日记》中有更加具体的记载：我们看见国姓爷帐幕前面的外边，有十六个重要的原住民列成两行，身上穿着用各色丝线和黄金刺绣的蓝色官袍。
腰围着滚有金边的蓝色丝带，头上戴着如上所述的帽子，也有一片状如皇冠的金叶，但无白色羽毛，却又像他所有士兵常带的红毛。
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是新港［新市］、萧垅［佳里］、麻豆［麻豆］、哆啰啯［东山］和目加溜湾［善化］各社的长老。梅氏这段文字记于1661年5月5日，此时离郑军入台才6天。
而台南附近的新港、麻豆、萧垅、目加溜湾等社的头领16人已经穿戴整齐站在国姓爷的帐幕前，为郑成功收复台湾打下了重要基础。
往后几天，郑成功又亲自前往蚊港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热烈欢迎。
杨英说：四月十二日，“藩驾亲临蚊港，相度地势，并观四社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藩慰劳之，赐之酒，甚是喜慰”。
荷兰人梅氏亦在《日记》中写道：5月11日，“于今天清晨，国姓爷带三四十个骑兵，个个武装，每人都在枪矛上插一支小旗，还佩带弓箭，骑过赤崁。他叫地方官到街上见他，告诉地方官说，他要出发骑马去魍港，回来时就要攻取热兰遮城堡了”。
这里的“魍港”即杨英所说的“蚊港”。两者记同一件事，但换算成公历则相差一天。
然而不管怎样，从中可以看出郑成功对招抚台湾少数民族是相当重视的，尽管在百忙征战之中，仍然亲力亲为。
郑成功收复台湾，碰到的最大困难是粮食危机，甚至出现将士“至食木子充饥，日忧脱巾之变”的危险情况。郑成功一方面下令各镇营迅速到汛地屯垦，解决粮食生产问题。
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各村社收集积粮，以期渡过难关。而这两件事都涉及如何对待台湾少数民族利益的问题。先看收集积粮的情况。
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共有两次：第一次是五月二十二日，“遣杨戎政并户都事杨英同通事何廷斌查察各乡社，有红夷所积粟石及糖麦等物回报，发给兵粮，计粟六千石，糖三千余担”。
第二次在八月二十八日，“藩令户都事杨英持金十锭同杨戎驰往四社买籴禾粟，接给兵粮，计可给十日兵食回报”。
第一次是到各乡社搜寻“红夷所积粟石及糖麦等物”，因此用的是“查察”，即查找没收之意。
第二次是到新港、麻豆、萧垅、目加溜湾等四个少数民族村社去收集粮食，因此带了“金十锭”前去“买籴”。
尽管郑成功的将士此时已经饥饿难忍，但对于少数民族的财产并没有强取豪夺，仍坚持寻求购买的原则。郑成功对台湾少数民族的保护之意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的“土民及百姓”指的就是台湾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民众，他们的“现耕物业”和“现耕田地”都受到保护，不许“混侵”“混圈”或“纷争”。
郑成功对台湾少数民族现实利益的维护，在这些政策措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妥善处理民族矛盾
在军队屯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军队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肚社人反对郑军屯垦的事件。
大肚社是当时台湾中部一个很有名的少数民族村社。这件事清朝人也很快知道了。
驻守海澄的福建左路总兵官董大勇也曾派遣密探回来报告：郑军“与土番交战，皆因争夺耕地，犯其洞穴，故而伤亡颇多，伪左先锋镇杨捷，身中土番人之箭而亡属实。
伪宣毅官左扬为救杨捷，亦被土番人击败，兵丁伤亡多半，仅只身逃出”。这个报告有关人名、镇名的书写不太准确，但对整个事件的描述还算清楚。
说郑军与“土番人”的矛盾并不一定是因“争夺耕地”而起，但在大肚社人看来“犯其洞穴”则是肯定的。因为当时台湾土地未辟，大片草地都是少数民族狩猎的场所，
郑军前去屯垦势必会引发矛盾，甚至遭到反抗。关键是郑成功对此事所采取的态度。前引阮旻锡的记载说：“土番围张志营，黄安、陈瑞等破走之。”
江日升《台湾外记》进一步说：郑成功“复令黄安、陈瑞二镇往征。安设伏诱战，遂斩阿德狗让，抚绥余党，班师”。但接近郑成功的杨英却未提此事。
反而记载“右虎卫、英兵镇、智武镇败回”。按事理分析，以郑成功的兵力要讨剿“土番”是不在话下的，但是他显然没有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的行动。
荷兰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此事传闻的记载，说郑成功军队死伤数百人乃至几千人的都有，但没有一处提到郑成功反复派军前去镇压的事。
而是说：“在那邻近的居民还保持相当的宁静无事”。“这些人现在又已和解了，双方都没有严重的伤害”等。
杨英《先王实录》说：事件发生后，郑成功“差兵都事李胤监制各镇不准搅扰土社”，同时“吊后冲镇等移扎南社”。南社即今天南投县的仑背乡，后冲镇即是引起事端的黄昭的军队。
他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缓和矛盾，避免与少数民族民众公开对抗。这对于团结所有力量共同抗击荷兰人的大局有利，也与前面提到的郑成功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思想相一致。
其实，在与台湾少数民族相处方面，郑成功不仅立即派人去监制各镇，“不准搅扰土社”，而且根据杨英的记载。
他还向郑成功提议要派人去帮助台湾少数民族，教他们如何使用农具，耕作农田等。郑成功显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云：永历十六年正月，“赐姓严谕搬眷，而差船来吊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
虽然此事因郑氏内讧未能实现，但郑成功决心处理好少数民族事务的思想却很清楚。
有关郑成功招募台湾少数民族参军的事在郑氏文献中没有记载，但清朝满文档案和荷兰文献则有一些记录，这些信息很值得注意。
1661年9月12日《热兰遮城日志》载：在郑氏控制的地方，“所有的居民，无论是哪个种族，都被迫去当兵，在这些日子里，每一个人都必须去呈报姓名”。
8月13日又记：“他们原有的长老们被中国人裁撤，由中国人指定的别人取代他们，男人被带离农地，只有女人下田工作。”
郑成功下令征募台湾少数民族男子参军，目的是要扩大兵源，增强战斗力。这些新募集的少数民族军队也有一部分被送往大陆，在厦门训练。
清顺治十八年六月初八日，据郑氏投诚官毛成彬报告：郑成功“今招抚土番，收养野马，又咨文厦门，操练番兵，以补充兵源。今派戎政杨朝栋守赤嵌城，财物甚多，米价一石值银六钱”。
这件事载于清朝的顺治十八年六月初八日即1661年7月3日，比荷兰人听到并记录的时间还要早。
表明在郑成功率军入台以后，就着手招抚台湾少数民族并扩充兵源，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月。这些招募来的少数民族成员在台湾和厦门同时训练，有的还参加了抗击荷兰人的战斗。
1661年8月中旬，荷兰人从巴达维亚派出的援军在大员湾遭受打击，失败逃散，一艘Urck号船在马沙沟附近搁浅。
荷兰人说：“船上所有人都被敌人活捉，一般的人都立刻在附近村社，即新港、麻豆、萧垅和目加溜湾各村社，很可怜地被原住民屠杀了。”
这进一步说明，郑成功团结台湾少数民族，招募男子入伍，目的是为了增强兵力。在共同打击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台湾少数民族和汉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郑成功民族政策的影响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过程中，对台湾少数民族采取维护、团结的一系列政策，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恢复和发展，在台湾“理番”历史上和两岸民族融合的进程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郑成功的民族政策体现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趋势。在荷兰人、西班牙人来到之前，台湾早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生存、活动的家园。这种历史传统由来甚远。
早在元朝时期，到过台湾的汪大渊说：台岛地产砂金、硫磺、鹿皮等物，大陆商船前往贸易，用“土珠、玛瑙、金珠、粗碗、处州瓷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
明朝到台湾的人更多，而且很多人都来自闽南。陈第《东番记》说：来自漳泉的惠民、充龙、烈屿诸澳之民，往往译少数民族语言，与贸易。
“以玛瑙、瓷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角”。当时台湾不仅是商人前往贸易的地点，而且是海上武装势力的聚集场所。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在那里屯兵，设“十寨”，“寨各为主”，郑芝龙为十寨之主，郑成功因此称此地为“太师会兵积粮”之所。
1632年一个西班牙传教士也说：在台湾北部，蕴藏着丰富的硫磺矿，“在西班牙人来之前许多原住民即已进行开采卖给汉人”。
“他们用以和汉人换取奇尼那、色布及其他小东西，当产料丰富时，每五担可换取两件布料，价值3里尔”。这些到台湾耕种、贸易、居住的汉人。
有很多懂得少数民族语言，不同民族之间保持着长期密切的交往关系。而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中止了这种民族交往进程。
荷兰人在台湾实行统治，其策略就是要隔断汉人与少数民族的任意往来，以“番”制汉。
因此，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仅是收回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且在实践中恢复和发展了中国人早已存在的民族交往关系，这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其次，郑成功的民族政策，为后来的台湾“理番”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郑成功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总基调是团结，和睦共处，共同发展。
他维护少数民族的现实利益，明令禁止郑氏官兵侵占少数民族现耕田地。
尽管在军队屯垦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矛盾，但郑成功并没有采取过激行动，而是主动撤兵，将军队调离有争议的地区，同时派人去监制各镇“不准搅扰土社”。
后来，他还亲自派船到大陆去调“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已经把理“番”事务提到议事日程。
郑成功在台湾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采取的这些措施富有远见。在郑经、郑克塽时期，基本上仍实行郑成功的政策。
夏琳《闽海纪要》说：郑经以咨议参军陈永华理政，“改东都为东宁，置天兴、万年二州。分诸将土地，课耕种、征租赋、税丁庸、兴学校、通鱼盐，安抚土番。”
等在西部沿山地带，“乃筑土牛以界之”。而且在郑经参与“三藩之乱”时，仍谕令陈永华“调土番暨佃丁六分之四，前来厦门听用”。他们所实行的政策与郑成功在世时无异。
清朝统一台湾后，大陆移民急剧增加，土地开垦从南往北迅速推进。
面对汉人垦殖对少数民族活动空间的挤压，清政府继续采用明郑时期保护“番地”的政策，多次划定界线，设置“土牛”，禁止汉人入界开垦。
直至清末，清朝政府为了开发东部，才允许汉人入山垦殖。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
尤其是在清代台湾西部沿海，“番大租”“番头家”比比皆是，进入村社贸易的汉人被称为“番割”或通事。清政府还在一些汉“番”杂处的地区设立了“理番同知”，处理民族纠纷事务。
谨慎处理汉人与台湾少数民族的矛盾，在土地垦殖过程中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一直是清政府处理台湾事务的主轴，直至清末才有所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政府实际成了郑成功民族政策的继承者和执行人。
尽管两者的政治立场不同，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但作为中华文明熏陶下的政治人物，他们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是可以相通的。
从郑成功开始的200余年间，台湾土地开发在各民族的合作、冲突、协调、互动过程中持续向前发展。
郑成功的民族政策，为后来台湾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基本架构，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最后，郑成功的民族政策，对两岸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客观上产生了影响。
郑成功在台湾招募少数民族男子加入郑军，其中有一部分被送往大陆，这些少数民族有的后来成了两岸民族融合的个案。
前已提到，清顺治十八年六月清朝的密探报告说：郑成功在台湾“今招抚土番，收养野马，又咨文厦门，操练番兵，以补充兵源”。
显然，厦门是郑成功训练台湾少数民族军队的基地之一。黄廷当时并没有入台，他与洪旭、郑泰等人奉命留守厦、金，至1664年3月在清军的强大压力下，黄廷率部投向清朝。
因此，黄廷的台湾少数民族军队是郑成功“咨文厦门”时在那里训练补充进来的。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想象。
这支追随黄廷的军队后来在邓州安顿下来，却成了台湾少数民族在大陆融合发展的契机。
据研究，从已经发现的后人编撰的族谱中得知，这批台湾少数民族后裔现有陈、周、蔡、林、张、许、黄、谢8姓。
据他们自述其先祖分别属于阿里山猫地干社、凤山恺感社、诸罗山纳竹湾社、凤山昕善社、花莲哈喇八湾社、卑南山阿里摆社、半线东北隅朴仔里社。
可见郑成功在台湾征兵的范围颇广，从西海岸一直到东岸的花莲，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脉两侧的少数民族区域，涉及布农、阿美、曹、卑南、泰雅等族群。
现在这些少数民族后裔已经汉化，不仅使用汉姓，能操闽南语，而且年节、婚丧等习俗也与闽南人多有相似。
他们从台湾而来，经过二三百年的风雨历程，清朝时曾有人回到台湾与族人见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开启了两岸交流的新阶段。
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他自己也不曾想到，他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如今成了两岸交流与民族融合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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