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的历史很悠久，曾经建立了金朝政权，1234年金朝被蒙古铁骑所灭，女真人遂流落在东北的白山黑水地区，民族的发展进入了低潮。16世纪末，女真族在努尔哈赤带领下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的制度。八旗制度对女真的崛起、发展和兴盛，建立大清王朝、统一中国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八旗制度的产生源于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和女真人的民族传统是分不开的，也和后金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有着密切联系。女真人在出猎开围的时候有个规定：凡出猎的人各出一枝箭，每十人编为一组，选出一个人为总领，这个总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的意思是“大箭”，额真的意思是“主”，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大箭主”。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八旗制度的雏形。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即公元1601年正式建立了牛录。这在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中记载：“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管属。前此，凡迂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塞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 （华言大箭） 额真 （华言主也），于是牛录额真为官名。” 五牛录为一甲喇，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固山就是一旗，各旗以黄、白、蓝、红四种不同的颜色为标志。
建立四旗以后，努尔哈赤灭掉了哈达、辉发、乌拉等三部，实力急剧增长，被征服的人口日益增多，幅员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四旗越来越不适应人口的增加、兵员的扩充和战争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努尔哈赤把原来的四旗扩展为八旗，将原有的黄、白、蓝、红四色旗帜镶上边，这就是：整黄、整白、整蓝、整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合起来称为八旗。八旗的建制分为三级，即牛录 （佐领）、甲喇 （参领）、固山 （旗）。牛录额真这一职务非常重要，在清朝时其长官是四品的官员。皇太极还制定了编制牛录的方法和原则，使八旗制度在扩大中不断巩固。
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亲自领两黄旗，他的几个儿子和孙子也领两旗或一旗，这样八旗制度正式确立。努尔哈赤从八旗制度建立之初，便制定了严明的赏罚制度，把军队赏罚制度化。据 《满洲实录》 记载：“攻城破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不惯，必以法制；有功者，即仇怨不遗，必加升赏。用兵如神，将士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者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股而胜。依罪惩罚，赏罚分明，兵士乃齐一心志，统一战力，奋勇征杀，有进无退。” 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对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正式称汗，建立了以八旗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后金政权。
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革弊布新，进一步完善了八旗制度，他编制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细化了八旗的职官制度，实行封爵制，分为王、公、伯、子、男数等，又给立功者世袭。他还建立了其他各项制度，这样，八旗制度从建立、发展并最终臻于完备。
八旗制度的建立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落和关外汉、蒙等各部族创造了条件，也为皇太极建立以满洲族为中心的多民族联合的政权创造了条件。总之，八旗制度是建立新的多民族统一的大清王朝的需要。
八旗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在八旗制度建立以前，女真社会是松散的氏族领主社会，北方的东海女真和索伦部甚至停留在酋帮部落阶段，各部落生产发展水平低下，经济非常落后。在政治上长期得不到统一，各地、各部落不相统属，社会状况杂乱无序，女真各部之间的争斗频繁激烈，战争的规模也不断升级，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八旗制度，对女真各部、各民族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努尔哈赤在统一各部落、各部族的过程中，主要是采取武力征服的方式，使女真人聚集起来，纳入其统一的统治范围，分别编入八旗，使分散的各部女真人融为一体，也把蒙古、汉族、朝鲜、锡伯、高丽等民族的人，纳入八旗中。在这一进程中塑造女真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使旗人意识超越了女真各部族和各民族的意识。八旗制度建立以后，关外各部族、各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民族群体，八旗制度的确立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
八旗制度是兵民合一的制度。八旗制度下的牛录，是一种简单而又复杂的社会组织，其父母妻儿以及下人与奴仆，均隶属牛录，户籍、出兵、抚恤、婚丧、田亩等皆统一由牛录管理。八旗作为军事组织的战斗力很强，努尔哈赤依靠八旗在与各部落的战争中，屡屡获得胜利。除了用武力征服之外，还采取了“招安”政策，对主动归顺的中小部落首领及家属一律优礼待之，“众路长各授官有差，其众俱给奴仆、牛马、田庐、衣服、器具，无室者并给以妻”。对许多主动归顺的小部落首领给予封爵。如“克车尼，原系绥芬路之大臣，因弃地来归有功，复克尽厥职，不违指令，著为三等参将，免二次死罪，子孙世代勿绝恤典”。除了对归顺的部落首领奖赏外，还惠及他们的子孙，“凡自彼处随从来归者之所有子孙，准其世世免于官赋。犯过失死罪，概行赦免。犯抄没之罪，均准免罚。如此恤典，永不断绝”。可见，这样的奖赏是非常丰厚的，而且他们世代子子孙孙都受益。这样的奖赏有力地吸引了归顺者。一些中小部落的首领纷纷前来归顺，如：封勒察部、呼尔哈部、宁古塔部、马察部、锡伯部、洪阔部等部落的人，纷纷来归顺，而且受到封赏。对被征服的人丁，分散编入各牛录中。努尔哈赤实行八旗制度，使各部落部族之人隶属八旗不予集中，又将同姓、同族尤其是父子兄弟编为同一牛录，增强了民族的归属感，从根本上摧毁了原各部落东山再起的基础。同为族人而不能重新组合的各部族之人，逐渐融入更大规模仍具有部族宗法意义的八旗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使女真部落以及关外各民族实现了统一。八旗各族处在统一体中，他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满文的创造及通行使用，服饰、发式的统一，教育的兴起，更增添了各族群融合的条件。同姓不能通婚的习俗，使八旗各部落不同姓氏之间的通婚更为普遍，这种血缘关系的接近，也成了不同族群融合的重要因素。
因此，八旗这种组织形式，既体现了女真部落的传统，又注入了新的活力。八旗内部的等级制度是层层严格管理，设族长管理宗族事，使族人知效争先，促进宗族的和睦。正因为实行了这种制度，八旗各部落、部族的人们才逐渐舍弃了原本世代生存的故土，以及他们历经久远形成的思想意识、生活生产方式以及文化与观念，打破原来的宗法关系，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统一稳定的民族整体，对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八旗制度促进了后金社会的稳定。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统一起来的女真人仍然是矛盾重重，局面混乱，同时，蒙古人、汉人、朝鲜人等大量集中，不同民族、部落、部族来自不同的地域，他们的政治、法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各不相同，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成员结构和复杂的思想观念的社会。作为新兴的政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对这种复杂的社会状态就要进行改革，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形成稳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政权才能得到巩固。故八旗制度对社会的改革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的，经过改革形成多种制度，主要有官职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选举制度、土地制度、军功制度、抚恤制度、考绩制度、礼仪制度、俸禄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实施以后，实现了八旗思想观念和行为的统一。八旗等级制度的确立，使八旗成为一个管理严密的社会集团，建立起秩序井然的新型社会，促进了社会稳定，社会形态开始步入封建社会。
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落的初期，由于聚集各屯寨的人来自各个部落，不知法律和制度，行事草率，或盟或叛、或偷或盗，情况非常混乱。在女真人的传统中，抢掠和偷窃财务是他们获得财物的方法，这种行为危害了八旗社会的稳定。于是在努尔哈赤起兵的第四年即1587年，在费阿拉筑城“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 当时制定了简单的法律，这部法律是以镇压反叛，缉拿盗贼为主。同时还成立了法制审判机构，“遴选审理国事之公正贤能人士，擢为八大臣，继之委四十名为审事官……每五日集贝勒、大臣入衙门一次，协议诸事，公断是非，著为常例”。 还进行法制教育。为了严禁盗窃，努尔哈赤令各级官员写下誓书并存档备查。在 《满文老档》中，记载有八旗近百名官员以不偷窃和藏匿财物为主要内容的誓言书。写誓言书的有阿山、图格尔等固山额真级别的高级官员，也有游击、备御等中级官员，发誓不奸不盗。这里举几例官员的誓词：“蒙汗恩养，我阿山不负汗之委任，唯赖汗之赏赐及家养之牲畜，耕种粮谷，不盗不伪，忠正为生”。“蒙汗恩养，我达尔汉今后不为贼盗奸狡之行，持以忠正，勤勉为生，以不负汗之委任。”“我达尔汉侍卫，今后若怀盗骗奸宄之心，必因己之罪而贬之。”“永记汗之训谕，我完塔希备御必秉公效力，唯赖自家耕种之粮谷与豢养之牲畜，若怀盗骗奸宄之心，必因己之罪而贬之。” 誓言书对各级官员起到了约束作用。
严格执法。在惩治悖乱罪时，努尔哈赤对胞弟舒尔哈齐也不放过。舒尔哈齐的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长期对努尔哈赤不满，口生怨言而行掣肘，成为后金社会稳定的隐患。努尔哈赤下令夺其部下之人和财物，处死其手下亲信。对于偷盗者除严惩外，还以严厉的手段处理其妻。天命八年即1627年，努尔哈赤给各牛录颁法令：“凡盗窃之人皆以为不遭捕获，乃我造化，倘遭捕获，亦仅我只身而已，故而行盗。嗣后，男丁偷盗，则使其妇足蹈炽炭，头冠红锅，刑而杀之。倘惧此刑，则各劝其夫，不从即首告之。”
由于努尔哈赤不断充实、健全法律制度，而且严格执法，人们的法制观念不断增强，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八旗社会不良风气得到了遏制，社会风气有了很大好转，使后金多元的复杂社会成为多部族、多民族的稳定社会。
八旗制度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制度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文化的繁荣也能促进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为制度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撑。建立八旗制度后，清初统治者把坚持民族特征的核心文化作为重要的任务。将“国语骑射”作为民族和立国的根本，把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头饰作为文化的载体，禁止在社会中流行的各种不适于时代发展的观念和习俗，使满洲族成为具有新文化认知的民族，在文化的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发展层次上更加先进。
八旗制度建立以后，首先统一语言文字。女真文字曾经失传，当时女真人主要采取蒙族文字，努尔哈赤力主创立满文。天聪六年，皇太极又下令完善满文，从此满文成为成熟的民族文字。在八旗推广过程中，满文对八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往来书信、记录档册、书写政令、制定法律等等都用满文； 《满文老档》 等档册用老满文写成，这可以看出满文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人名、地名、城邑名都用满文书写。天聪八年，即1634年下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勿仍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旧名。凡赏册书名，悉为厘定”， 满文在八旗中得到推广，满文的地位大大提升。为了推广满文，培养人才，皇太极在天聪三年设立了文馆，翻译汉文典籍。由于满文通行，又设立了文馆，教育得到了加强，读书人越来越多，八旗的文化素养有所提高，为实行科举创造了条件。1634年，第一次举行八旗科举，取中举人16人。1638年再次举行科举，取中举人10名。1641年，第三次科举，取中举人7名。这些文人充实到八旗中去，进一步扩大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儒家文化，受到满洲族的尊崇和欢迎，使他们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改变了他们落后的思想方式和思想观念。八旗社会也出现了文人阶层，促进了满洲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提高了满洲人的文化素质，使他们出现了崇尚文化的风尚。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强化使用满文，是满洲文化发展丰富的重要基础。
其次是强化骑射传统。骑射文化是满洲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由于八旗兵骁勇善战，在对明朝的战斗中屡屡获胜，他们俘获了大量的明朝官兵，并加以任用，由于受汉人的影响，开始出现淡化骑射传统之风。皇太极针对这种情况，在崇德元年，即1636年，与群臣谈 《金世宗本纪》 时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尊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重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然，国遂灭亡。” 皇太极认为骑射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要求诸王、贝勒、大臣要率先垂范，带领习射。每到举行大典阅兵等重大活动，都要推行骑射。1637年8月，皇太极摔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至演武场较射，并选善射者每旗十人，分为左右翼一争胜负。又令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互相轮射，以争高下时，贝勒岳托称以病托词不射，皇太极谕旨再三，岳托坠地五次，并将弓掷向诸蒙古部落之汗，因而被降为贝子，罚银五千两，并解岳部之印。可见，“国语骑射”成为八旗乃至满洲文化的核心。骑射文化不仅有实用价值，更具有满洲意识的认同，体现了满洲的文化价值观。
三是移风易俗。风俗是无形的力量，对社会的稳定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女真人分布很广，由于地域不同，生活习惯不一样，风俗也不同。女真统一后，各民族各部族聚集到一起，风俗杂乱。为了使社会稳定，就要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天命四年，努尔哈赤指出：“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移风易俗，实为要务。诚乱者缉之，强者驯之，相观而善，奸慝何自而逞，故残暴者当使之淳厚，强梁者当使之和顺，乃可几仁让之风焉。舍此不务，保必克臻上理耶？” 在移风易俗中禁止嗜酒、禁烟、禁赌、禁裹足、禁诬等，形成了新的风气。此外，还禁巫觋邪教，统一民族信仰崇拜等。在清新的文化氛围中，各民族、各部族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增强了八旗的整体意识。
总之，八旗制度对满洲文化的整合，使之范围广、内容多，给满洲文化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之健康地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这是满洲形成、崛起、强盛以至后来入关，完成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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